书生气：文化名士们的真性情

苏东坡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所谓书生气，就是指一个人过于认真，再带一点点天真。由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讲究经世致用八面玲珑，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其实，书生气表现的是真性情。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述论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有三种类型：颂庄或斥庄之作、从哲学上阐发庄子思想之作、 涵容在学理趣的文学之作。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反映了庄子学说在此一时段的传播、接受以及 名士之思想倾向、人生态度、生命情调、理想追求及庄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从而 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此期庄学之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必要的参照。     

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从反映魏晋名士风度的角度对魏晋志怪小说进行全面考察 ,认为志怪小说在它离奇古怪、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名士思想。从而打破了以往只从志人小说来议论魏晋名士思想的局限 ,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认识和研究志怪小说     

女中名士谢道韫的"林下风气"

玄学思潮的兴起,带动了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转移。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成为时代的风尚,魏晋时期的妇女也深受影响,她们努力冲破名教伦理纲常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与风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一代才女谢道韫更是以其旷达玄远的"林下风气"成为魏晋新女性的典型,深得时人的赏识和敬重。     

玄学名士的情礼观探微

情礼关系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情礼关系就有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情礼关系受到了挑战。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魏晋玄学名士,为了重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重新关注和思考宇宙自然与人生,探讨道德与人性。随着时事的变迁,玄学名士们纷纷以不同的言、行对情礼关系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嵇康诗歌风格的文化精神探析

嵇康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论曾经盛极一时,其诗歌虽存世不多,但因其诗歌风格独特,仍能独步当世。对其诗歌风格进行考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玄学思想以及隐逸风气的文化精神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气,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论名士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名士 ,一开始就凭藉着担任“道”的义务和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数千年历史看 ,名士的本质区别不在于仕与不仕 ,而是要具体察观其气节操守之是否。身仕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 ,廉洁奉公 ,躬身行善 ,泽加于民 ;不仕者亦能独善其身 ,志行高洁 ,穷不失义 ,修身见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 :“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这是名士的大节 ,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人格的尊严。因为名士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是针对社会的正义与进步而言。这是名士历来受到人们尊重的主要原因。     

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

对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尽管历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其不受束缚的任情自然却是双方的共同认定.其实,竹林名士十分在意这种处世方式的社会影响,对之进行了自觉的把握.通过天性把握、理性把握和审美意境把握三个环节的修养和净化,使放达在实践中体现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精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魅力独具的文化景观.离开了这种内在的自觉,产生如此积极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