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     

公共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规制

公共事业民营化是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输出,意在缩小政府规模、降低政府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将民营化问题引入法学的视野,将民营化纳入法治的轨道,显得尤为迫切。必须以法律的手段对民营化的范围、民营化的过程以及后期监管等问题予以规范。     

鲁迅后期创作的嬗变与租界文化

置身于繁华纷扰的十里洋场后,租界的精神气候逼迫鲁迅在创作上改弦易辙。租界文化环境给鲁迅的杂文带来了一些明显变化:一、创作内驱力由主动转为应对。二、杂文批判的视野越来越窄,思想境界不如前期广博大气。三、鲁迅前期杂文直面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和制度,后期杂文指向十里洋场的恶习;前期是宏大叙事,后期是琐碎叙事;前期是反传统农业文化,后期是反现代商业文化。鲁迅《故事新编》前后期小说风格境界的差异,明显是租界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样是诙谐,前期三篇小说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流露出浓厚的悲悯意识, 是悲剧的诙谐、认真的诙谐,后期五篇则有点滑稽玩世,透露出轻薄的精神优胜,是喜剧的诙谐、油滑的诙谐。《故事新编》前期三篇糅入了更多的主体性,后期五篇基本上属于“他者”故事的讲述,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热烈参与。     

论大学校园观赏植物高效管理和科学养护

校园观赏植物是构建学校绿化美化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大学校园,由于植物品种繁杂多样,难免遭到各种病虫草害的侵袭和破坏,经多年来对辽宁省部分院校校园观赏植物的调查研究,发现某些树种、草坪的发病症状、发病规律以及虫害种类大多具有普遍性,为切实加强保护校园观赏植物,现就具     

鲁迅后期杂文中上海经验的反现代化书写

鲁迅后期十年定居上海,既见证了上海的现代化发展,又敏锐把脉到上海反现代化的“文明病”,上海经验成为鲁迅后期杂文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相比之下,鲁迅后期杂文对上海经验的反现代化特征的书写,是鲁迅杂文主题领域的一个新的开拓,更加显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卓越和超前。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运动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同时,大批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农村社会,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扶植自耕农.在这一过程中,全国14个省的82个县中创设了多个实验区,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甘肃的湟惠、福建的龙岩以及绥远的后套,成效更为显著.但由于所需费用巨大,且政府态度消极等原因,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白帝天王：传说与信仰

白帝天王或曰三王是湘西地区影响最大的本地神祇,在湘西流传着众多异文。用故事学的方法梳理这些异文可以发现：伴随本地区的社会变迁,白帝天王传说的核心母题由最初的“威慑”,后变为“忠顺”,至清后期转变为“三王之母”,同时,神祇的功能也出现相应变化,从早期的神判,中期的教化,发展到后期的赐福。在信仰流变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都参与了神祗的构建。作为一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三王信仰中的人与神关系具有典型性。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试论政治形态演进与相关知识基础之关系

政治形态的演进与知识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政治形态方面的知识基础为相应的政治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政治形态的出现也是对相关知识基础的一种生动检验.中国古代由于政治的知识化及知识的政治化导致中国的政治形态长期停滞不前.到了清朝后期,政治知识化发生动摇,对政治形态的质疑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