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故事新编》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讽刺作品，而是将现实成分嵌入历史题材的后现代主义边缘本。生活于极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鲁迅，写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之所以具有后现代特征，其根源在于：（一）鲁迅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似的历史观；（二）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三）从共时的、艺术倾向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     

生态伦理何以可能?——过程哲学的“泛灵论”思想视域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怀特海过程哲学"泛经验论"为形而上学前提,倡导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伦理。"泛经验论"实质是一种"泛灵论",泛灵论引导了过程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这种泛灵论认为,宇宙中每一事物都是"有灵"抑或"经验"性存在,体现着"自然同一性原理",它们作为经验主体都有价值,都值得被尊重。泛灵论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彰显人与自然之间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从而促成一种有机整体论的新型生态伦理观。     

论《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使得被边缘化的女性获得了有效的话语权.作家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策略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情感人类学的发展理路与现状释义

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情感的浪潮。可到如今,学界对情感人类学的界定及对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均莫衷一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大人类学”的构想曾存在于北美与欧陆,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文章旨在勾勒出西方情感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当下东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现状。从情感人类学的视野展开对西方人类学历史与现状的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十分重要。     

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老子大道玄德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理路与构境

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走向自己的反面乃是大道的规律。不过,具有反逻辑、反秩序、反现实,伸张着反哲学正义的老子哲学,其核心并不在于明示事物穷极必反的辩证规律,而是要把自己独行于常理之外。后现代主义的叛逆在人类思想史上画出了奔脱而狂怒的弧线。反其道的道道出了他们共同的险恶,剑走偏锋式的玄幻构成了他们一致的审美。     

后现代主义解读:主体性的消亡与重建——兼论主体间性与认知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有着极其丰富内容和内涵的语词,文章从描述后现代主义的外延内涵入手,分析了其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之间的关联,再次对后现代主义中主体性的消亡与重建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得出结论: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之后,主体性最终通过"主体间性"的认知和转化得以重建.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西方中心论的后现代解构

后殖民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理论运用于对东西方关系的解释,将西方的东方学的实质归结为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论。作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认识论,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其宗旨是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主义

本文试图探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主义。作者集中讨论了后现代生活方式的主要内涵,其中包括对虚无主义的挑战,对偏执的拒绝,对多元的尊重,对向他者开放的欣赏,对“踏实的存在”的追求,对创造性的推重,对丰赡人性的冀望,以及对勇敢地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的鼓励。作者认为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后现代生活方式对于疗救包括消费主义和“划一思维”在内的各种现代病,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它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后现代知识型视野下的大学研究职能探讨

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三项传统职能之一,在18～19世纪,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现代知识型背景下,由威廉·洪堡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提倡并形成制度化。但是,洪堡的本意只是为了反对古代知识型,鼓励教师从事研究,要求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着眼点在于人类自身。但是,由于实证主义研究观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科学化、定量化、精确化成为了一切学科研究和知识发展的标准和依据,忽视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与自然知识的不同和差别。因而随着人们知识型的发展到了后现代知识型,人们必须对传统的大学科研职能进行反思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