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君子观及其衍说

在剖析《周易》君子观四方面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周易》阐述君子观的角度是效法天德天道即法天 ,并主要以此为依据 ,探讨《周易》之《易传》作者与孔子关系的问题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在许多场合。李敖都提到过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官邸宴请贵宾。宴会进行到中途,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上来给众人分汤,每人一份。当她把汤捧到一位内政大臣面前时,不小心竟把汤碗打翻,滚烫的汤汁全都洒了出来。内政大臣猝不及防。衣服弄脏了不说,手也被烫伤了。女孩子吓得不知所措。     

《左传》中的释言句式与乱世君子

《左传》中散见于人物言谈的定义式语句,对一些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作出了解释.这一类语句的使用,与乱世君子在种种复杂、紧张局面下的实践和判断深切、具体地融为一体.君子对语词“正义”的努力追求,反映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背后名、实脱节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当可视为老子“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正名”思想得以酝酿、产生的经验背景.《左传》则通过大量先例的引述,显示出孔子“正名”议题在春秋时代的具体内涵和特殊意义.     

"君子儒"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其根本宗旨是唤起人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激荡起心灵深处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人格与人才培养的今天,缺失一种主流方向.尽管不断有人文学者呼吁文化的重构,但是当代大学生人才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理论依旧不够成熟,儒家倡导的"君子儒"形象实则是当代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根本准则,对"君子儒"的探赜,可以对大学生人格和实践的培养中起到指导作用.     

孔子对于“君子”意义的另一种界定

孔子所界定的“君子”,一部份是与“小人”相对的泛称,一部份则是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特称,指那些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生活理性的人.后者顾及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不同于为道德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仁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文雅、博学,有才艺,懂礼仪,在社会上讲友情,行孝悌,敬重职业,参与政事,而且内在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品质.建国以来宣传的人物都相当于“圣人”、“仁人”,普通人难以企及,因此孔子界定的另一种“君子”意义给予我们特别的启迪.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论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来,儒家倡导的以“仁”为核心和基石的“君子”人格,是一种大众化的理想人格,它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形成这一理想人格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功不可没,他对“君子”和“仁”的阐释,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继承孔子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释《论语》的君子之“乐”

在中外思想文化中,基督教以此生为“罪”,佛教以此生为“苦”,道家道教以俗世人生为“累”,三家人生观均带有悲感色彩,唯有儒家以生为“乐”,形成了君子崇道乐学、不忧不惧、固穷安贫、知命乐天的乐感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