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政府:一个政府模式变革的历史与逻辑

在古代专制社会,产生了君权神化的"神秘政府",专制政府通过信息控制的方式保持政府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由此也产生了政府与百姓的隔离与对抗.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从三个方面对神秘政府进行了理论颠覆,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同时,社会契约论也为现代的透明政府模式埋下一个大伏笔.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换中,行政公开的立法追求从外在规制上促使政府对透明行政的角色认知,而这一角色认知正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与会话,而逐渐变成政府组织的自觉角色之一.     

浅议荀子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荀子之"礼"荡去了孔孟治世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了严谨性、外律性的特点,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支点."隆礼重法"、"礼""法"并存的精神贯彻在他的全部政治思想中.荀子维护君权,倡导专制主义,顺应了中国封建统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荀子的君权思想和礼法观可谓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雏形.     

评维新派的“民权“说——兼析西方“人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戊戌维新派的“民权”说 ,是他们从变法角度出发 ,通过使“人”民族化、“契约”法纪化、“个人”集体化、“权利”义务化的方式 ,改造西方“人权”理论的产物。它有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一面 ,但由于他们据以改造西方“人权”理论的立场是新兴资产阶级立场 ,观点不成熟、方法不科学 ,所以改造也较多地体现了阶级局限性与非科学性     

宋代君权强相权盛

关于宋代君相权关系,较为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是相权强盛的历史时期。每个观点都有支持其说的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两种观点常常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各自的观点都在君相权的把握上把二者看作是彼强我弱,非此即彼的政治状态,故而形成观点的对立。本文在全面观察宋代的君相权关系以后得出结论:宋代的君权强与宋代的相权盛都是事实,然而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并存于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这样的特殊的君相权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论雍正朝的奏折政治

雍正朝适应清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的政治需要,广泛使用奏折,建立了奏折制度。奏折制度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施行,吏治的整饬,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雍正帝藉奏折了解下情,整饬吏治,强化君权,可谓是一种奏折政治。     

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先秦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现。夏商之"王"虽是社会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却受到神灵世界的束缚。周天子挟"天命"以令诸侯,王权虽然增强,但被牢笼于宗法与分封制度之下。随着宗法分封制度颓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手中的权力远胜于前,民众亦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民本"理念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国君主亦以"民本"为君权张目。专制君权在战国后期方粗具规模。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由弱而强的演变之路,即渐次摆脱神权束缚、制度牢笼和民众舆论羁绊的过程。     

从“灾异”到“瑞应”——简论东汉生态现象的政治化

较之西汉,东汉生态现象的政治化,在追寻生态现象和社会政治关系时,其随意性更大,所谓“瑞应”明显增多.儒家经典中的鬼神内容、西汉儒家人物以天命限制君权的意图和谶纬学说,是生态现象政治化的依据.汉代生态现象政治化,为限制君权而生,却发展成为君主服务的工具.通过生态现象政治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儒者从企图限制君权到终于被君权奴化的过程.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