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及当代价值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是在继承"绝地天通"、"天命靡常"、"王权天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开拓,试图在人治的封建政体中,用"天之权威"对君权产生道德约束,使"天"、"君"、"民"三者实现相互制约。当代社会,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执政官员如何加强自身道德自律,以民生为己任,达到"权力"与"义务"的协调发展,这便是董仲舒思想给予当代社会的启示。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西欧中世纪的教权与君权

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的关系错综复杂,从时间上看,两者的强弱在斗争中互有消长;从空间上看,彼此的强弱在西欧各国也是情况各异。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他的民权思想包含着对君权的尊重。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重君权。他由此设计了在中国兴民权的具体方案。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中国近代民权的演化及其逻辑

民权以近代权利思想为中心 ,标志着政治斗争的话语权。中国近代民权批判君权、专制的统治合法性 ,突破民本走向民主 ,由渐进改良走向激进革命 ,直到阶级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民权。民权与国权紧密相关。民权的可行性由革命所推动 ,以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进化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