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禅与中国山水画艺

佛教东传,便与中国的绘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寺院佛画的绘制,早在三国时便已滥觞。孙吴时的曹不兴,也许是史传较早的佛画作家。当时僧人康居会携佛像入吴,不兴则加模写,惜乎其作已佚。讫乎东晋载逵,不啻本人信奉佛教,尤善雕塑与绘制佛像,他在瓦棺寺所塑的《五世佛》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以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被时人称为“三绝”。萧梁时名画家张僧繇的佛教壁画被时人奉为佛画样式,有“张家祥”之称。李唐时期吴道子笔下的佛画。     

探究中华民族政治辩证法之源－－吴显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评介

中华民族的政治辩证法是早熟的,它与中国哲学的产生同步,或者说,中国政治辩证法的产生,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因此,如果要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辩证法进行溯源研究的话,那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华民族哲学产生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在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政治文明的古国,至今还找不到一本专论政治哲学产生时期的政治辩证法的著作,读者们只有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古代辩证法"通史"类的著作中零星地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辩证法的一鳞半爪.2001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吴显庆著《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吴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和科学精神,积12年之功,并得到其师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楼宇烈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北京大学学报》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22篇这一主题的论文,厚积薄发,最后写出了这部24万字的学术专著.     

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

刘禹锡是吴文化塑造的一个重要个例。他的一生与吴地密切相关,吴地生活是其生命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其个性、才华、思想都打上了深刻的吴地烙印。吴地的山水人文塑造了刘禹锡热爱自然、崇尚雅趣的文化性格,铸造了他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的情感与趣尚。而刘禹锡牢靠的吴地文化自觉,也规范了他的诗美取向、题材撷取,形成了宏放而清绮的诗风。他在诗歌理论上提出的"境生于象外"的著名诗学命题,成为中国诗美学的意境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过渡环节。     

生存的智慧与苦难的温情

吴刘维的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主人公大都是小人物,虽然生活艰辛,却仍不屈不挠,有着令人钦佩的生存智慧,面对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困境和挫折,他们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于苦难中彰显温情。如果说生活的曲折和残酷使吴刘维作品带上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话,那么,曲折和残酷之外的美好和温暖则使其作品打上了深刻的浪漫主义烙印,他试图用复调叙事的艺术手法使"生存的智慧"和"苦难的温情"两大主题得到完美交融和高度统一。     

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研究

将现代吴、闽方言的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音进行历时比较,分析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问题。现代汉语阳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部分中古阳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阴声韵;其二,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阳声韵;其三,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鼻化韵。现代汉语入声韵与中古非入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两种典型情况: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变。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1935-1936

本文以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讲学为线索,重构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功能学派对布朗理论的引进与变异过程。中国功能学派出于实用主义立场,以及对“社会”概念的不同阐释,而对布朗的整体社会观加以变异。这种变异影响了中国功能学派对社区研究法的理解。中国经验也影响了布朗本人的人类学理论及方法论,本文同时关注布朗将中国社会思想结合入人类学理论的尝试。     

略论吴文化蕴含的交易成本理论与实践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观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视角。文章以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拥有3200多年历史的吴文化,指出吴文化的开放兼容减少了交易成本,成就了无锡的快速发展。     

作为文明事业的国家与民族：吴文藻民族学思想探微

文章从20世纪20年代围绕国家主义概念的争论入手，在细致分析吴文藻关于民族和国家问题研究的文本的基础上，指出吴文藻主张将民族和国家都看作现代性的文明事业。他反对将种族和血统看作民族的基础，也反对通过政治来界定民族，更不接受将国家看作单纯基于暴力的主权单位，而是认为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努力之下，一种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国家主义和一种以文明为目标的民族主义的建设，才是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吴文藻的思考以及燕京学派在民族学上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国际视野的中国民族学的思想基础。最后，文章指出，现代国家与民族概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督教背景，对这一背景的反思才是推进中国当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恰当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