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予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     

论曹魏玄学中诸子学的因素

玄学与经学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的兴起，是由复杂的历史积因汇流而成的，尤其是早期玄学与诸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在研究玄学的源流时，除了易学、老子和庄子所谓的“三玄”之外，诸子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     

先秦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先秦诸子为家庭和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具有较强的生存功利精神。孝道在后世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本文试图透过先秦孝道之表象 ,探求其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天人关系模式下的先秦诸子政治理念研究

主要研究天人关系模式下的先秦诸子政治理念,对墨家、道家、儒家的天人关系模式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天人关系模式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政治理念进行了讨论,从天人关系政治重要性和先秦诸子天人观模式下的政治理念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周秦社会变迁与"友"的衍化

我们现今所说的"友"或"朋友"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友"指同姓同族之兄弟,亦指兄弟相处的伦理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友"的含义逐渐发生了衍化一是作为人称,所指的对象由亲属关系(同姓同族兄弟)向社交关系转变;二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则逐渐丧失了宗法政治的功能,而向家庭伦理转变;三是由于社会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异姓同族之人交朋结友的现象不断增多,又相应地产生了以"信"为核心的"朋友之道"."友"的含义的如上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秦之际的中国社会变迁.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