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职国学教育传承诸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哲学最辉煌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诸子百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高职诸子名篇的教学中,传承先哲们的管理与人生之道,体悟儒、道、法、墨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构筑＂仁、义、礼、智、信＂等企业文化内涵,使高职学生受到诸子人本思想和智慧的启迪,让他们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价值观,是高职国学教学的出发点,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     

家族商号传承与治理制度的演变——-以胡开文墨业“分产不分业”为例

“诸子均分”的继承传统常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乏长寿家族商号。基于史料,通过从制度层面深入分析延续近两百年、实现家族内部数代传承的胡开文墨业案例,可知“分产不分业”的继承模式是胡氏家族商号实现数代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承模式是在资本诸子“均分”的前提下,商号的经营实行“不分”,实际上实现了家族商号的“单传”。这种传承模式在明清商人家族中并非个例,其形成有着制度和非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分产不分业”本质上在产权层面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进而促进了合伙制和聘用代理人等有利于传承的制度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家族企业现代性的体现。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高畑常信：《宋代湖南学研究》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热门的课题,然而曾经对朱子思想产生过种种影响的湖南学(亦有“湖湘学”之称)长期以来却颇受冷落。事实上,朱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和新论之形成、居敬穷理这一为学纲领的最终确立、对心统性情说之认可、心具众理这一重要观点的提出,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湖湘学派诸子的思想纠葛不无关联。     

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关注众多的先秦诸子,管子便是其中之一。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使管子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再受到表扬而没被攻击、批判的人。与既推崇管子的思想,又羡慕《管子》的"文章"、"字眼"相一致,康有为对管子的思想多次提及并予以肯定,尤其是对管子的鬼神思想津津乐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学派归属语焉不详,模糊不清,致使管子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尚法的时代,康有为并不完全排斥法,而是对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肯定"管、韩言法"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断言法之严酷是不仁的体现,与民主背道而驰,故而没有像对待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不仁之老学。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管子,与他考辨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是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对管子思想的诠释带有近代早期的显著特征。     

得人才者得天下——先秦士人流向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编辑、传播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的加速,文史类的学术文章也在各种＂规范＂的要求下,向自然科学论文靠拢,失却了自己应有的灵动性,显得呆板而＂八股化＂。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许多都是论证性极强的文章,但它们并不艰涩,也不呆板,更不是吊书袋,是将古人之学问消化后的创作,现在＂大作＂中的学问,多是别人的,看不到作者自己。本刊本期刊出的王磊教授的文章,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回归。意在表明,文史论文可以有多种写法,学术刊物应有接纳的勇气。     

冯憬远哲学思想述评

冯憬远先生之治中国哲学,紧跟时代步伐,倡导学术争论,推动学术进步.游刃于先秦诸子之间,驰骋于宋明理学之域.先生注重范畴研究,梳理了中国哲学物质概念演进的历史脉络,辨析了中西哲学物质概念之异同.通过对物质概念的研究,先生揭示了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由发生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先生关注道德修养,崇尚理想人格;探讨社会理想,追求社会和谐.先生学行兼修,亦仁亦智,堪称学界楷模.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诸子散文以立意为宗,说理见长,体裁上属于论说文,代表著作主要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论语》为语录体,虽有少数篇章具有政论性质,但更多的是简单的判断和结论,属于论说文的萌芽或雏形。《孟子》对《论语》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对话的形式结构成具有论说文性质的篇章,以及高超的论辩艺术。《墨子》明显表现出由“对话”为主向“专论”为主的过渡,且注重论证,讲究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充分,奠定了论说文的基本范式。《庄子》则摆脱了语录体而发展成专题性论文,特别是以“寓言”组成瑰丽篇章的表达方式,章法结构的奇妙,形成了独特风格,开辟了全新境界。论述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不排斥逻辑思维,使哲学的抽象性和文学的生动性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荀子》基本上是成熟的专题论文,不仅析理精微,议论透彻,论述周详严密,而且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修辞艺术,标志着论说文体的成熟。《韩非子》继承和开拓了《荀子》论说文的体裁,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定型。其文多属政论,内容丰富,体式多样,长于驳论;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长于矛盾律的运用,成为后世论说文体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