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皆秦政”的历史逻辑辨析

“周秦之变”虽然实现了从“周制”到“秦制”的转换,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事实上,秦制也继承了周制中的王权世袭、家天下、大一统等内涵。不仅如此,秦汉以降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呈现出二者相“混融”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就治理规范而言,自汉代儒法合流,先秦礼法制度又重新焕发生机,这一礼法一体化进程至隋唐基本定型,最终形成独特的“礼法之治”;在官僚体制上,秦代三公九卿制虽然成为汉代以降的基本模式,但其间在制度设计上多有变革,这种制度变迁所体现的一个总的发展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上看,虽然秦汉以降郡县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始终与郡县制相伴随;从政权基础来看,经过宗法与政治的重新整合,先秦时代的“家国一体”模式在秦汉之后得以重构,实现了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是“周制”和“秦制”的相互渗透和复杂融合,将此简单称为“百代皆秦政”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     

20世纪末对周作人研究的八种角度与四点注意

20世纪末 ,学术界对周作人的研究成果丰硕。从相关的专著、论文看 ,大致可归纳为八种角度 ,即研究的标准 ,“附逆”现象研究 ,思想价值观与文化观上的矛盾 ,与中、日、西文化文学的关系 ,比较研究 ,诗文、书信、尺牍的研究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研究和史料钩沉等。而期间出现的一些不足也应引起充分的注意 ,这包括“周作人热”的某些虚假性、文章的抄袭现象、帮派作风和主观臆断性等。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民俗学家 ,其民俗学研究与译介观相互交织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教化译介观。这个译介观影响了他对翻译作品题材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希腊文学和神话、以及各国童话和民间文学进行译介 ,具体实践了他的译介观。     

从殷周关系看姜嫄弃子神话

武王克商之前,周是殷商的属国,并且尊奉、祭祀殷商的上帝和祖先神.周族史诗<生民>中的"帝"是引自殷商部族.帝的部族神身份,是其"不宁"、"不康禋祀"和姜螈弃子的根本原因.后稷得到各种动物的庇护,种植庄稼,敬事上帝,并获得了帝的认可.这一考验过程与周族发展农业、为殷商西伯的历史事实极其相似.姜嫄弃子传说,是早期殷周关系的生动体现.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周人的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是紧密结合的，反映在祀典上，就是在举行祭天礼时要以祖配而祭，这在献上和金中有许多材料可证。周代祭天的最高祀典就是郊天礼，举行郊天礼时始祖后稷配祭，这是周人祭天礼的常制，然亦不只是以后稷配祭。献中还有所谓椅祭之礼，实为宗庙祭礼，与周人郊天配祖的制度无关。     

周大新盆地小说论

周大新守望南阳盆地,既是他构筑自己文学世界的自觉追求,也是“恋乡情结”的心理使然。其小说既有对盆地人美好人性的揄扬,也有对丑恶人性的批判,更有对商品经济下情理纠结、善恶难辨的困惑与希冀,还有对盆地历史的深刻反思。因此,呈现给读者的是“圆形盆地”。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大新持守小说的故事性传统,又合理吸纳了现代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     

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刍议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三个层次,即生活文化、形而上的纯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分别采取了体验观照、"盆栽式"、"迂回式"等研究方法加以探讨。一方面由此揭示了日本生活文化质素简朴、纯文化富于"俳味"等特点,另一方面在对日本的本土宗教即神道教的奥义的探讨上,却以不可解而告终,显示了周氏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局限性。     

从俳句到“小诗”

"五四"时期是20世纪中国充满活力的时期,当时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小诗"。周作人等近代文人对俳句的译介和借鉴,促进了"小诗"在形式技巧的运用、意境情调的营造及美学思想的渗透等方面的完善。     

康熙朝的物业税

由于连年用兵,朝廷财政吃紧,康熙在1676年下诏,要"税天下市房",成为继唐德宗、晋少祖、周世宗、宋高宗之后第五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物业税的帝王。历代物业税名称不同,唐朝叫"间架税",五代和南宋叫"屋税",元代叫"产钱",明朝江浙地区也曾小范围征收过一段,则叫"房廊钱"。康熙朝开征的这项物业税叫什么名字呢?当时叫"市房税",简称"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