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抉择:创新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悖论,从而进行有效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出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1)当管理者进行矛盾处理时,可以采取整合型和分离型两种应对策略。(2)管理者对于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影响其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当管理者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不平衡,将采取分离式悖论应对策略;当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平衡时,管理者的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受到资源冗余程度的影响。(3)当注意力配置均衡时,管理者受资源冗余或匮乏两类情形影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当组织资源冗余时,管理者对于组织悖论感知较弱,会形成分离型悖论应对策略;而资源匮乏时,管理者对组织悖论的感知较强,但所采取的悖论应对策略受悖论思维的影响。(4)当管理者悖论的感知较强时,若管理者具有悖论思维,并产生积极型应对倾向,将采取整合型应对策略;若管理者不具有悖论思维,将产生防御型悖论应对倾向,采取分离型应对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领导行为相关理论,同时对管理者应对组织悖论具有指导意义。     

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

本研究将企业情境下的激情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升到团队层面,分析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的产生、及其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条件,拓展了理解团队创新的视阈。本研究聚焦的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具有3个特征:团队成员具有共享身份、自主地形成创新动机,并将创新内化为团队共享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创造力和创新的要素模型为整体框架,结合激情、团队创新、领导力、团队过程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一个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正相关;当团队反思程度较高时,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与团队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创新的间接正向关系也更强。本文在146个企业高管及其下属的146个团队中开展了三阶段、多数据来源的实地研究,进行受到调节的路径分析(moderated path analysis),研究结果支持了所假设的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些研究发现既是激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团队层面的重要拓展,也对团队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变革型领导及其对创新文化的影响

网上调查了中国科学院81个研究所，收到有效问卷5419份（不包括所长）。以质的研究、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确定了变革型领导的结构，进一步用分层回归和优势分析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对创新文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的功能在中、美、澳三国间有文化差异；变革型领导与创新文化总体上呈正相关，变革型领导各维度对创新文化总体影响按大小排序为愿景激励、个性化关怀、领导魅力和智能激发。变革型领导对创新文化的一、二级指标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本文在“控制性家族—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价值”假说基础上,将2004年212家上市家族企业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FFB)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N-FFB)两类,发现虽然两者都属于家族企业,但面临着不同的代理冲突:FFB主要面临着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尽管业主权威能降低代理成本,但家族内部的利他主义加剧了业主和家族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控制性家族存在系统性侵占社会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反,N-FFB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控制性家族通过隧道行为侵占外部股东利益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这类代理冲突随着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的扩大而恶化。     

国有企业创业型企业家退出问题研究

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大批活跃在国有企业的创业型企业家面临整体性退出。如何尊重并承认他们的价值,使其顺利退出企业舞台,对国有企业的永续经营和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创业型企业家的涵义及特性,总结了影响其退出的动因和各种障碍,研究了退出方式和成功退出的标准,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了成功退出的对策建议。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时代,组织惯例更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组织惯例理论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文以中高层管理者为研究对象,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机制和情境。通过统计软件SPSS和AMOS对203份高管团队及中层管理者匹配的数据分析发现：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和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中层管理者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不仅调节了组织认同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组织认同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用,即中层管理者集体主义倾向越低,CEO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惯例更新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探讨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中介机制和情境,并有效指导企业的组织惯例更新实践。     

二元技术标准制定绩效的驱动因素:外部网络位置与内部技术能力的权变作用

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频繁参与二元技术标准的制定。这两种标准分别是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它们具有不同的战略属性,两者都深刻影响产业创新发展。采用1988—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企业的外部协作研发网络位置与内部技术能力对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制定绩效的影响。基于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制定新型技术标准的数量,而对渐进型技术标准的制定绩效没有显著作用;内部技术能力有利于推动企业成为渐进型和新型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但不利于企业增加新型技术标准的制定数量;企业在制定新型技术标准时,内部技术能力负向调节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因此,协作研发网络接近中心性和内部技术能力对企业的二元技术标准制定绩效发挥权变作用。     

考虑多种等待成本策略型消费者的零售商定价研究

策略型消费者为选择购买时机而估计立即或推迟购买产品的效用时,除了考虑价格和可得性,还应考虑等待成本。考虑消费者等待成本的差异性,将消费者分为高等待成本消费者、居间等待成本消费者和零等待成本消费者。基于报童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原理,考虑三种类型策略型消费者的不同比例,构建了零售商的定价决策模型。分析比较了三种情形的定价决策：以高等待成本消费者为销售目标的定价（TM定价）、以高等待成本和居间等待成本消费者为销售目标的定价（TMξ定价）以及以所有消费者为销售目标的定价（TA定价）。研究显示,即使消费者都是理性的,由于等待成本的差异也会表现出短视型或者是部分理性的消费特征。采用TM定价时,零售商最优收益随高等待成本消费者比例的增大而提高;采用TMξ定价时,零售商最优收益随零等待成本消费者比例的提高而降低;采用TA定价时,零售商有固定的最优收益,零售商可以通过权衡每个消费者群体的保留价格和相应的买家数量来获得最优的定价策略。当零等待成本消费者的比例大于阈值,不管其他消费者的类型和比例如何,都应采用TA定价策略。在存在降价销售期的情况下,零售商在两个销售阶段的均衡价格与消费者在这两个销售阶段的等待成...     

敢于担当型干部容易“躺枪”的原因及破解之道

在现实生活中,敢于担当型干部“躺枪”情况屡见不鲜,其具体表现有：敢于举旗亮剑,容易因“低级红”“高级黑”舆论围猎而“躺枪”;敢于迎难而上,容易被视为“逞雄”“死心眼”而“躺枪;敢于挺身而出,容易被视为“出风头”“想上位”而“躺枪”;敢于试错担责,容易被视为“出头鸟”“替罪羊”而“躺枪”;敢于坚决斗争,容易被视为“不合群”“没规矩”而“躺枪”。究其原因,主要是：错误政绩观导向使敢于担当型干部遭受误解的可能性增大,病态的嫉妒心理使敢于担当型干部易遭到他人恶意中伤,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使敢于担当型干部的试错风险增大,网络舆情应对失策使敢于担当型干部易成舆情“靶心”。对此,敢于担当型干部要正视“躺枪”,理性面对“躺枪”,积极回应“躺枪”事件。相关部门则要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减少病态心理的发生;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敢于担当型干部敢担当、能担当;严格监管各类网络媒体平台,以避免不良舆情错乱生长。     

A型肉毒杆菌毒素在治疗眼睑及面肌痉挛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A型肉毒杆菌毒素治疗原发性眼睑痉挛、半侧面肌痉挛的疗效及副作用。方法:对108例眼睑痉挛的患者进行眼睑皮下眼轮匝肌内7点注射A型肉毒杆菌毒素,每个点注射2.5u,半侧面肌痉挛者159例在颧面部肌肉增加2～3处注射。结果:肉毒杆菌毒素A治疗原发性眼睑痉挛肌及半侧面肌痉挛的总有效率为100%,无全身反应,药效作用时间前者平均9周,后者平均13周;重复注射同样有效。结论:本疗法疗效可靠,简便易行,并发症轻而且可逆转,无全身毒副作用,可作为治疗眼睑面肌痉挛的首选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