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议政典型在--傅斯年在旧政协会议行为述论

1946年1月,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见了旧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上,他积极议政,勇于建言,分别就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等提出了中肯意见,同时对国家体制、宪法修订、社会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政见,这些政见虽然没有机会实施,但反映了傅斯年的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思想倾向,其中一些理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后世也有借鉴意义。     

人性与和平——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与他的人性理论密切相关.墨子用人性恶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必然性,而将人性善看作是和平的伦理学基础.人的善良本性唤起人的良知良能,使得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遵行和平共处、友爱共利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互利的关系,实现永久和平.可见,墨子是从“所染”、“兼爱”、“非攻”、“天志”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角度,演绎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伦理规范,与康德所奠定的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法治规范相映生辉,同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普遍理性基础.     

儒家思想视域中的孙中山和平思想再认识

和平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之一。孙中山吸收了儒家文化精华,并借鉴西方部分和平学说,在实践中加以糅合、改造,形成了新的和平思想。孙中山和平思想是对儒家"和"文化的继承、丰富与发展。二者都强调道德是实现和平的重要力量,但在实现和平的方式和手段上的认知上有所差别。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重新认识孙中山和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光是由“中国怎样看待和对待世界”决定的,更是由“世界怎样看待和对待中国”决定的。这里所说的世界,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周边国家。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把中国视为最紧迫和最危险的战略对手。一方面,美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以及正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全球“反恐”“反邪”;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尚未具有充分的实力,像前苏联那样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美国用10年到20年时间打赢了“反恐”“反邪”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会怎样对待中国?届时中国的国力是否足以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抗衡?     

21世纪的中国安全吗？——提升国防意识弘扬爱国精神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 ,但战争阴云并未消散 ,我国周边并不安宁。面对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化 ,国家安全问题被提到了新高度。现阶段 ,正确估价安全形势 ,提升我国的国防意识和爱国精神不失为明智之举。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思考:从战术到战略的演变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保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冷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调整的动因分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以下简称日美安保体制 )是冷战的产物 ,是日美结盟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它从 2 0世纪 5 0年代正式确立以来 ,历经了几次变化和调整 ,其中 2 0世纪 90年代日美两国对它的重新确认使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调整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冷战已成为历史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环境下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本应淡化 ,然而 ,日美出于什么动因调整日美安保体制呢 ?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简要分析。　　一、冷战后国际环境的推动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调整的外部动因。第一 ,日美…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改变自已,也在影响世界,随着国力的日渐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和平与发展：中国崛起的时代特征

本文认为 ,在 2 1世纪的最初 2 0年中国仍将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阶段性现代化目标 ,为此 ,规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 ,对内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对外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