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人本主义转向

生存论是真正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生存论视野中的人是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即现实具体的人、感性活动的人和历史生成的人.生存论转向与人本主义转向是一致的,从人学的维度解读生存论转向,其实是人学本体论的转向,是传统人本主义在当代的根本转型.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实现了生存论转向与人本主义转向,但这并非两个不同的转向,而是同一个转向,即转向实践-生存人本主义.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开辟的新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那么,他的新人本主义就是生存(实践)论人本主义.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法律家与法治--对中国法治之路的一种思考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的真谛 ,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必须从法律的内因来寻求法治的真谛和中国的法治之路。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 ,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都表明 ,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存在对法律的兴衰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治而强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是实现法律自治的前提性条件。法律权威的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的基础是强大而又有威信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只有法律家执掌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治政府。     

万叶恋歌中大伴家持与坂上大娘的相闻歌

大伴家持与大伴坂上大娘是两位极具才华的歌人。二人婚前互赠的和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和歌群,一首首浓缩了8世纪中叶时代氛围的和歌在歌风上有别于万叶初期的朴素与真率,更加注重修辞炼句,意境上也更趋于纤巧。在繁若星辰的万叶恋歌中,他们的29首相闻歌是相当耀眼的,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贺玉波谫论

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文坛的贺玉波在创作、翻译、文学批评和文论阐释上均有建树,但迄今尚无专论加以全面阐述,无疑,深入研析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位被遗忘的出色文人,对厘清现代文坛的某些议题也大有裨益.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