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笛卡尔到马克思——近代主观能动思想的承沿与新生

笛卡尔的"我""我思"的发现标志着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体"观念正式建立起来.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从笛卡尔开始,哲学从本体论中心转移到了认识论中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继承了为近代唯心主义所发展了的主观能动思想,将其具体化为人的能动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认识论发展到实践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主体能动思想与认识论中心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扬弃与新生.     

怎奈何阴差阳错——蒋廷黻的宦海沉浮

大凡对中国近代史有所涉猎的人。想必都知道一本名叫《中国近代史大纲》的小册子。其作者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南开、清华两所名校。提起蒋氏,就连一向孤傲自矜的狂人李敖也曾给出极高评价：“胡适之是给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蒋廷黻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论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中的“孟荀之辩”

劳思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著有《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的"孟荀之辩"颇具特色。他认为孟学是儒学正宗,荀学是儒学发展的"歧途"亦即异端,具有明显的尊孟贬荀的倾向。劳思光的尊孟贬荀根源于他主体性的理论设准,以心性学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对非心性学的哲学颇有微词。事实上,孟学和荀学各有特色,应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但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荀学成就更大。有正统就有异端,异端是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应该正确对待。     

论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哲学的意义，在于为人构筑精神的家园，安顿人的生命和心灵。哲学研究必须面向生命存在，倾听生命存在的声音。唯有通过与哲学家的心灵的对话，诗意地栖居于哲学之中以守护生命，才能以足够的深度去领悟生命存在的真义，化生命为哲思。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名家系列之四： 忆贺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贺麟译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的一位近亲见状，道：“我可以介绍你去见贺麟。”我大喜过望。     

人类求索精神出路的漫漫征途——对西方幸福学说、幸福文化史的考察

希望过幸福的生活是人的权利,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幸福问题是人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的终极问题——是一切目的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一切原因最终所导向的目的。探讨幸福问题就是探讨人类的精神出路,这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即幸福观,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大脑’,政治家是人类的‘双手’",3 000年来思想家们关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幸福、认识幸福、创造幸福和把握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对幸福的认识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期不久,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还是初步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幸福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且带有强烈的反经院哲学的性质,言辞激烈但不够深刻;欧洲思想革命-启蒙运动时期,人类已比较成熟,对幸福问题的探讨也更深入,不仅讨论什么是幸福,更关注怎样才能幸福;近200年来人们关于幸福问题的讨论已较少关注物质层面的因素,而着重关心意识、观念、精神、制度等对幸福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以消灭私有制、彻底解放生产力,从而建立和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满足实现人类期望的最大幸福的充分条件,是实现人的个人幸福和全人类幸福的必由之途。3 000年"幸福论坛"的主要结论是:人是地球上唯一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拥有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生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生活;人的享受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享受;人的幸福离不开物质,但主要是精神幸福。精神追求是人的幸福之路的唯一正确出口。值此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之际,人的个性张扬而又思想纷扰,人人都在自己的幸福观的支配下为"幸福"而奔忙,但不少人陷入误区、走上歧途。在这种情势下,回头看看人类幸福观的演变过程,听听先哲关于幸福问题的论述和争辩,对于矫治和修正自己的幸福观不无益处。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幸福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方东美和谢林艺术哲学之比较

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上 ,方东美和谢林许多从形式上看来极为相似的观点 ,只要放到各自的文化系统中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哲学的艺术”和“艺术的哲学”两种艺术哲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