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滮池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

滮池与昆明池、镐池相邻,是汉、唐都城长安城郊的著名池苑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浇池在唐代大面积缩小,之后再无恢复,现今已经完全淤塞干涸.论述历史时期滮池的变化过程,讨论它与镐池、昆明池的关系,并分析其变迁的历史地理原因,对于认识水与古代都城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贺生卒年新考

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唐代杜牧《李贺集序》中关于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字依据。作者曾考索杜牧《樊川文集》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在上述考索的基础上,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即虚年计数法,藉以考得李贺生于公元791年,卒于公元817年。     

论唐代的《行路难》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期 ,其间众体兼备 ,成就非凡。通过对唐代《行路难》诗题的归纳整理 ,考察其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并试图揭示出唐代知识分子在《行路难》中展现出来的矛盾心绪及其表现方式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唐人昭君诗研究

昭君出塞是政治使然,但这件事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更为深远。本文试从诗歌角度来探索与整理唐人在这方面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唐代昭君诗思想继往开来,观点众彩纷呈;赋体、兴体、比体诸体兼备;意象更典型凝练概括性强,意境雄浑宽远蕴藉深厚。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