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在唐代诗人笔下,“绝域”意象通常指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带。作为唐代诗人以中原地理、经济、文化背景为参照体系观照并重构唐代边塞地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中原诗人在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过程中被典型化的符号象征,指示着那些距离中央统治中心区悬远、经济落后、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文化明显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种超越了单纯地理景观与诗歌意象的精神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地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感、逃避感的代名词。     

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

城市民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口头文学形式,而都城民谣显得更为典型,是特定封建王朝时代观念和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本文将唐代都城民谣分为政治预言、讽咏时事、市井谐谑、世情民俗四类,对代表性的民谣进行较为细致地辨析。最后指出唐代都城民谣所具有的特性,从城市空间和"舆论波"的角度重点讨论其城市属性和政治性。     

试析唐代田家诗研究范畴的"独立"

唐诗研究者在使用田家诗来说明一种诗歌题材类别时,仁智之见各异,尚未就田家诗的内涵和外延达成共识;受此影响,关于唐代田家诗的研究也因而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认为,凡是涉及田家这一群体的题材内容,包括生产劳作、日常生活、赋税徭役、战乱灾荒、农村风物,甚至士人模仿田家的村居劳作生活等,不论写苦写乐,都应纳入田家诗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