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敦煌佛教石窟壁画

唐代石窟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而敦煌石窟绘画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唐代敦煌石窟从唐代敦煌佛教石窟绘画发展脉络、主要题材、艺术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角度的阐述和分析。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唐代典吏考

"典吏"是唐代官府职员的类属称谓,学界以往倾向认为其并未有特定所指。新出《天圣令·杂令》有关"典吏"的规定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新的切入点。唐代行用的"典吏"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典吏"与"主典"、"典"等称谓意义一致,是对主要从事文书起草、文案检请等工作而有着各种名目的官府低级职员类属称谓。基层官府和新出使职官府相应职位以"典"命名,即"职典",是狭义的"典吏"。职典未有品阶,唐令以"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对职典属性进行规范,确立了其在行政体制中与州县府、史、佐等杂任一致的职权与待遇。实际上,广义的"典吏"更为常见,成为文书运作高度程式化和官、吏分途日益明显时代背景的一项印记。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是造成官员不愿担任刺史等地方官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官员是否愿意外任刺史,与将要赴任之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之优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食文化——以民间饮食中的主、副食为例

饮食文化,是人类有关饮食实践的多方面社会经济内容各方面表现形式的总称.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涵.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因其特殊历史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因素,因而其饮食风俗丰富多彩,它从一个特定的方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独特风貌.     

华严“圆融”思想与盛唐佛教气象

<华严经>的形成经历了由"单行经"至"集成本"的过程,公元4世纪流传在西域,可能在于阗编纂成集.<华严经>的"圆融"思想主要表现为:以"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构造"圆融"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以独特的数字"十"表达"圆融"教义;以"法界"为"圆融"的思想核心.华严宗"圆融"理论构建,以法藏的"六相圆融说"和澄观的"四法界"说为基础,以判教为方法.华严"圆融"学说流行与唐代开放的文化态势、朝廷的着力提倡、寺院经济的坚实后盾等内外动因密切相关,并由此可见唐代佛教的主要精神.     

以史为鉴：唐太宗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成功实践

在唐太宗以吏为鉴的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