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学胡同：浩然正气留文祠

府学胡同:因明清两朝的“顺天府学”得名府学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北大街和交道口大街的交汇处,这是一条承载了北京古城悠久历史的街巷,它因胡同中过去曾有过“顺天府学”而得名,而“顺天府学”则为明清两代学子学习和考试的地方。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府学”的西部是学宫与孔庙,东部是文昌祠与文丞相祠。文丞相祠是纪念南宋丞相文天祥的地方;文昌祠则为祭祀文昌君。相传,文昌君是主管人间禄籍、考试、命运的神。府学东西两侧建有育贤坊。穿过繁华的平安大街,向北走不多远就可以来到府学胡同。胡同东西两侧颇为繁华的大街上商店林立,…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锦屏县隆里宗祠堂号祠联的文化透视

堂号与祠联是宗祠文化的典型产物。锦屏县隆里宗祠堂号和祠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该族兴衰繁荣的过程,为我们探索隆里宗族发展历史以及研究隆里宗祠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主要对隆里宗祠祠堂祠联的文化及价值进行研究。     

权力变迁与新兴宗教的应对————以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会址纠纷为中心的考察（1921-1936）

新兴宗教的发展与地方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民初一些新兴宗教的勃兴正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商的支持。不过随着北伐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原先受到官绅庇护的新兴宗教团体开始面临生存的困境。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新兴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道院,在北伐之后与其他知名的新兴宗教一样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不过该团体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借助以上方式,院会与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团体发生财产纠葛时,便可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从而降低被打击的风险。院会也因此在党国体制下确保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日藏孤本《勋贤祠志》及相关史事

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逝世后,其门生合力在杭州城外龙山建起天真书院,祭祀阳明先生且讲论王学.万历七年,敕令毁天下私建违制书院,天真书院迅即毁弃.万历十二年,朝廷议准恢复重建,并且赐以“勋贤”祠名.当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喻均主持修建之事,而撰有《勋贤祠志》,配以图版.此书国内久佚,惟日本尚存一孤本,反映出重修之勋贤祠,仅作为祭祀祠堂,放弃了书院的体制,这是因为明朝朝廷并未完全停止压制私家书院的意向.     

贤臣·神人与异化的神明:西门豹邺地成神的轨迹及其异化

贤臣西门豹的生成,端赖史书记载中西门豹治邺与史起治邺说的折衷。三国至北魏太和年间政府与民众眼中的西门豹形象在贤臣与神人间游移:政府倾向于具有宣扬教化功用的贤臣,而民众更多关注拥有求子、降雨等神力的神人形象。太和之后,邺地军事色彩转重,作为古之贤臣西门豹祠,逐步让位于神人西门豹,地方政府与民间信仰关于西门豹祠属性转换最为契合的点,厥非降雨救旱莫属;但在政治实用主义下,偶尔神力不至的豹神依然遭遇北齐君主毁庙掘冢之灾。西门豹神人形象的民间宣传掌握在巫觋手中,巫以为虎、豹之祟是一明证。至北齐时,出现了与豹祠并列、结合的石婆,通过徐之才、之范兄弟关于豹祠娶石婆对话的解读,可确知巫觋对鲜卑上层民众的影响。愈往后,西门豹神灵的身份愈强化,而贤臣身份的逐步消亡,不仅代表着官方对先贤礼敬祭祀权力的丧失,即便在民间,因知识普及率较低等原因,两宋时,西门豹治邺的功绩也被埋没,西门豹神灵的形象遭到传讹,甚至部分异化为动物,成为名副其实的豹神了。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从天子出钱到不费公帑——唐宋以来广德祠山庙修建模式之演变

自五代至明清，广德祠山神经历了一个从张大郎到张大帝，最后又回到无朝廷正式封号的江南区域性民间祠神的过程，考察文献记载所载张王祖庙的44次修建行为，可知由于随着祠山神地位的变化，朝廷对地方祀典管理、控制方式的不同，其修庙方式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末五代的6次修庙基本上为地方民众的自发行为，仅一次官修。有宋一代，张王祖庙的修建基本上是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十分频繁，共24次，地方信众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修庙活动，有时是自己发起，或响应地方官的号召捐助钱物，更多的是平时的香火和诞会的捐献。这使得宋元时期的信众皆强调祖庙是“天子出钱”“国家气力建造”。元明清时期的广德与政治中心相隔千里，祠山神在国家祀典系统中的地位下降，文献记载的元明清张王祖庙修建活动数量大减，仅14次。这一时期的修庙行为总体趋势是官退民进，广德的地方民众，包括祖庙的日常管理者(早期以僧人为主，明代之后主要为道士)、地方士人(包括致仕返乡者)、商人、父老等，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动员力，越来越主动地参与祖庙的修建活动，而地方官虽然也会支持修庙、参与捐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这一修庙方式使得明清的地方官员、广德士人、民众都认为修庙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