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词"与"词学"的分化

晚清时期的词创作和词学研究体现出"学词"与"词学"并存的过渡特征.词作中存在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往往成为记录词学成果的载体;而在词话、词选中,探求学词之法又是最主要的内容;造成了词创作缺乏性情,词学研究过于偏尚技术等种种弊端.随着现代词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二者逐步疏离并分化,标志着现代词学学科的独立和学科意识的自觉.     

简论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方法

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方法是通过对语言各种用法之间的细微区别来说明这些用法的不同使用的哲学意义。对奥斯汀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解,关键要看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具体的语词用法问题的。他对语言各种用法的细致考察,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字面上的意义,而是要表明,这些用法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外在事实和世界中的细微区别。     

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

柳宗元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大家,然在唐宋时,其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命运却截然不同.这表现为: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柳宗元主要以散文闻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在两宋时,其诗歌和散文出现接受的分野,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他的散文在北宋立国之初就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而他的诗歌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才"发明其妙",同时,对于柳文和柳诗的历史评价也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作为同一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却经历了不同的接受命运,这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接受语境.     

基于文化意义的中日同形词研究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渊源流长,其中汉字对日本文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和研究中日汉字中的同形词可以发现:"同义同形词"的出现是日语对汉字的直接借用的必然结果,"异义同形词"则是文字形态与具体文化语境的结合和变迁,亦是在日语言的学习中应当重视区别的一点;"和制汉字"的出现,是对汉字符号的利用的结果,可成为日语文字文化溯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     

平生治业有谁知 一路唯闻唱竹枝——读王慎之、王子今《竹枝词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竹枝词作为一种较少雕饰,体现朴素风格的文学形式,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多有真切反映历史文化真实和民间智慧精华的清新乐章。王慎之、王子今二位先生的《竹枝词研究》付梓出版（泰山出版社2009年6月）,为关心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读者带来了新的欣喜与新的启示。     

清剿学术腐败需多方努力——再评一篇语言学论文的抄袭拼凑现象及其他

肖某的语言学论文《追捧一词为何受追捧》全文框架和至少50%的文字均源于胡建刚《表达空位与忽悠流行》,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抄袭拼凑之作。肖文对胡文的袭用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仿造拼凑和阉割篡改。肖文的出现说明学术领域的打假还任重道远,清剿学术腐败尚需多方努力。当前学界尚有一种妄下结论的文革式学风,它同样不利于学术发展,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时当引以为戒。     

朝鲜语指示词的话语标记功能

朝鲜语指示词在实际语言运用当中不仅有指示功能,还有话语标记功能。在朝鲜语当中具有话语标记功能的指示词有“ュ”类和“ ”类,作为话语标记的指示词,它们在句中不做句法成分,不表示命题意义,只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意识。     

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

唐宋时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有学者特别强调宋代的突出成果,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不完全准确.通过史料的分析和比较可以证明,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循序发展进步的;唐代和宋代科学技术的特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二者没有大的区别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是在唐代基础上大大向前发展和进步了,而唐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别并不是"划时代"的变化,而是同质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