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指物论》疏解

认为《指物论》的思想素材突出于墨,它是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作的,其文体不是客难主答式对辩体,而是立、破相间的驳论体式。在对《指物论》作解的同时,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了对于《指物论》的新认识,指出《指物论》乃是一篇论述名物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汉语谓词领属结构的信息定位性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指称性在汉语谓词领属结构研究中的局限,即用关于指称性的句法分布测试出谓词领属结构为定指成分,但它们在语用上往往并非是定指（可及）的。为此,提出了定位性的概念,把定位性定义为指示物的认知特征,表示指示物是否可以认识,或者在现实世界或话语世界（说话者评介的）共有知识里,是否处于听说者可辨识的集合之中。同时,指出定位性不同于定指性,因为定位性的指示物不仅覆盖了可辨别的指示物,即包括通指或由定指表达的指示物,还覆盖了在可辨集合中的不可辨的指示物。最后,运用语义信息的定位性对汉语谓词领属结构及其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指出谓词领属结构的这种定位性在汉语中起到了话题化的作用。     

现代汉语指称与陈述问题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指称和陈述两个概念的源头,指出术语指称、陈述经常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并讨论了指称、陈述与谓词性主宾语之间的关系,指称、陈述之间的转化与兼类的关系,以及指称、陈述在不同语法平面的表现。     

意义与指称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弗雷格被公认为是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指出弗雷格的意义和指称论是理解语言哲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中涉及这对范畴的基础,进而探讨其意义与指称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古德曼表现理论在现当代文艺中的应用

古德曼哲学有关范畴和表现理论把符号区分为指称和例示,并且指出表现是拥有、隐喻、例示三者的合一。这些理论应用到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个门类文艺中,可以看到与传统文艺相比,例示性作品的比例和重要性显著增加。未来文艺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会继续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形式上又向传统进行某种程度的回归。     

罗素《论指称》研究的一个教条

罗素的《论指称》一文在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个教条,即该文的主旨是解决"非存在物"、"同一律失效"与"排中律失效"这三大哲学难题。实际上,罗素在1903年《数学原则》中的指称理论足以解决这三大哲学难题。《论指称》只是罗素解决悖论系列工作中的一部分。它为罗素提供了一种解决悖论的工具,即摹状词的逻辑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罗素成功地消除了引发罗素悖论的"那个由不包含自身的类所组成的类",并维护了《数学原则》中的非受限变元原则。     

英语信息结构和指称已知性/未知性：语法和非语法限定

诸如＂话题＂＂焦点＂和＂话语指称物的认知状态＂,这些归属于信息结构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与已知和未知信息的分布相关。有些信息结构特性可用语法限定来解释,而另一些可归因于对信息被加工和传达的方式的非语法限定。已知—未知信息有两个不同意义：指称性意义和关系性意义。有些现象,不管是指称意义还是关系意义,必须在语法中得到解释,而另一些现象则是不一定被表征于语法中的语用效果,因其为语言系统与制约交际中推理过程的一般语用原则的相互作用所引起。     

论弗雷格区分“a=a”和“a=b”失败

从柏拉图到蒯因,哲学家们提出各种方案证明＂a=a＂和＂a=b＂没有区分。这些证明尽管没有逻辑错误,但是违反经验,还是有瑕疵。弗雷格通过赋予语词意义和指称,试图证明＂a=a＂和＂a=b＂在认知意义上有区分;但是,由于弗雷格允许意义不同的语词可以有相同的指称,他的努力还是功亏一篑,＂a=a＂和＂a=b＂依然没有区分。有关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尽管弗雷格的回答符合经验,但是不如柏拉图等人的回答在逻辑上完备,没有矛盾。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结局。     

克里普克的摹状词理论

罗素以现代逻辑工具分析限定摹状词,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后从斯特劳森开始,经唐纳兰和克里普克,到20世纪80年代将情境语义学思想运用于分析限定摹状词,使得该项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这中间,克里普克的研究独具特色：一,他是站在“语用学转向”的制高点上研究摹状词的;二,他虽然对名称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却捍卫和发展了摹状词理论。而在这些方面,国内学界还存在忽视或混淆。     

唐奈兰的限定摹状词理论对“语境”原则的贯彻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第一次从指称的角度将专名与摹状词区别开来。斯特劳森不仅是第一个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出系统批评的人,而且也是第一个提出根据“语境”来确定摹状词的指称的人。唐奈兰的限定摹状词理论的根本特点在于他比斯特劳森更加彻底地贯彻了“语境”原则,认为语境从根本上决定着摹状词是起指称作用还是仅仅起归属作用。这意味着象罗素那样把某个语句从它的使用语境中孤立出来进行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