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败鉴 以创造力破解思维束缚

前一阵子有股风潮，把我们这些古代的商帮从尘封的历史里请出来了，而且敬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市面上称颂胡雪岩的书是连篇累牍，有关山西票号的电视剧也是热播好一阵儿。     

晚清民国时期在湘江西商帮的分化与同业融合

地域商帮组织经过明中后期及清中前期的发展,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地域商人组织的双重分化演变,反映了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谋求自身与社会的协调共处,同时说明商会、同业组织、同乡会均根植干中国本土.     

“辽商”之兴 还要走多远——辽宁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专题报导

2010年1月25日上午,历时四天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辽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大会期间,700余委员们带着经过一年深入调研的提案来到会上,一份份提案无不在传递着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在会中,肩负着全省人民重托的委员们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围绕实现辽宁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共谋发展、建言献策。从委员们的建议中,我们可以一窥本次政协会议的盛况,亦可透视辽宁日见振兴的由来。     

近代广西城镇的商帮比较--粤港商经济对广西辐射研究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组成广西城镇工商经济系统商帮群体的,有粤港商帮、广西本地商帮、湖南省商帮、江西省商帮、福建省商帮等,云南省商帮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次要的还有湖北省商帮、浙江省商帮等。各商帮的商业线路回环,商务、行业系统各有自身相对不同的种类和地理伸缩范围。但是,从总体上看,以商路范围之广、经营商品的种量之多和数量之巨、所营造行业发育之齐全, 各帮系统都无一可与粤港商帮相比。粤港商帮系统在广西主要集中于城镇的工商经济系统中,显然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干地位。     

您知道“徽商会馆”么？

在我国明、清时期曾经风生水起叱咤商海的“十大商帮”（徽州帮、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江右帮、龙游帮）中,诞生于安徽省古徽州的“徽州帮”一直是稳居榜首的;而在由徽州商帮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徽商文化”宝库中,“徽商会馆文化”则一直是个温馨、多趣却又神秘的话题——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已经在“弘扬徽商精神,促进安徽崛起”的主题下成功地举办了4届、并已成为安徽省一块亮丽的经典品牌的今天。     

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茶马古道与鹤庆商帮

茶马古道,是历史上一条贯穿滇、川、藏等省(区)的马帮运输古驿道。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曾是社会交往、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传播民族文化和传承精神文明的载体。鹤庆商帮通过多年在茶马古道上的拼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促进了鹤庆经济的发展。     

丽江纳西族马帮与商帮

由于滇西北山高谷深而路桥难通 ,河流湍急而不利水运这两个地理条件 ,再加上丽江地区盛产良马 ,使得马帮成为丽江地区交通运输最方便、最经济的主要运载方式。民国时期纳西族商帮的兴起、发展、繁荣与马帮运输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同时 ,马帮与商帮的兴盛也促进了纳西族主要聚居地———丽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内外兼修 助力“三创”——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三创”教育实践探索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都随之受到影响。整个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更新换代之快,远远超过了上世纪的工业化进程,而促成其速度和能量爆发的核心就是创新的力量。互联网时代,网络使创意、创新、创业的门槛大大降低。在此形势下,作为以市场为导向,始终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的职业教育,无疑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发展机遇。     

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江西流坑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的个案凸显了明清时期江右商宗族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关系。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走向繁荣。但是,商帮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