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到一体——由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分歧谈起

在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中 ,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罗尔斯那里 ,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 ,因为他预设一种中性的、无差别的前提。本文认为 ,只有通过贯穿于普遍语用学方案中的商谈原则 ,我们才能把现实性与理想性 ,多元化与一体化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倾向于哈贝马斯方案的原因     

交往与协商:工程伦理的一个新向度

在功利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利润最大化成为衡量工程活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工程由于纯粹追求利润而不可避免地工具化了,其"善"的向度因此严重缺失.而现实中公众对工程师的普遍批评与质疑表明,奠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传统工程伦理已经陷入困境,工程伦理观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商谈伦理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对话取代独白,为工程师共同体走出伦理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视角.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互联网公共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为建构商谈式的工程伦理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法律与道德的分立是否可能——哈贝马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批评与突破

作为和自然法学派对立的法学思潮,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合法律性论证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坚决地将法律规范设计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是存有严重的缺陷.哈贝马斯在考察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其作出了中肯的批评,试图通过他的商谈理论解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问题,并从合法有效性的角度,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     

商谈伦理:合法性危机的消解途径

本文主要分析了哈氏商谈理论的涵义、理论基础及其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实施方案,并作出简要评价。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向——关于河流的主体性及其内在价值

主体性哲学的扩张导致对象的客体维度被忽视,河流的内在价值被“遮蔽”,人的主体性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应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模式,从单一的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理念,使维持河流健康生命逐渐成为新的治河理念和共识,为当今河流开发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以实现河流开发的生态化转向,而其实质不仅在利用河流的方式方法上,更重要的是人与河流在生存意义上的相互依存.     

商谈伦理学及其对现代家庭伦理建构的启示

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认为交往行动实际上是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关系,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调整．共同道德规范的认同和维护是通过商谈形成的。这一理论对建构现代家庭伦理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商谈理论的内在超越之路

商谈理论是一种回答道德问题的学说.在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怀疑论与道德实在论相对峙的僵局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程序性的商谈理论,他在吸收娜芬批评的基础上,对商谈理论进行了更加精致化的改造.哈贝马斯试图从认知主义的进路,采用道德建构主义的方式,在实在论与怀疑论之间走出一条重建道德有效性基础之路.这个方案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商谈原则的证明.     

预约定价应税事实确认制度的法理探析——基于理性商谈理论的考察

预约定价安排并非逸出税收法定主义框架范围之外的异化物，但其对法的安定性构成的挑战亦非杞人忧天。与已然“应税事实”的认定或者推定不同，预约定价安排确切地说是对尚未完结的未然“应税事态”进行预设和制约的协定。但是，由于在中国的法学文献中，作为事实关系的应税法律已然事态一般不加区别地被视同为应税法律事实，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事实”概念，因此，将预约定价税制作为应税事实认定制度也未尝不可。从哈贝马斯的理性商谈理论来看，基于预约定价安排的事实认定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认知结果，属于“合意论”或者说“共识论”。预约定价安排确定的法律事实其实是建构的制度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空间特性决定了其需要从自身独特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环境出发探索创新预约定价实操方法。     

商谈伦理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路径探析

当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和理念进行变革。本文通过探讨商谈伦理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和可行性,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学生事务的现实路径,以期达到高校善治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