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存在论之根本区别——从广松涉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说起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界有不少人以存在论或生存论为坐标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由此说明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广松涉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隐含着先验永恒的人性论,海德格尔的“整体性的因缘关联”实际上就是人因“所用”、“所向”、“所为”并通过“用具”所构建的“实践关联关系的场”,在此基础上,广松涉批判地改造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并代之以实践关联关系的“场”的概念。这种批判性的改造使他的思想比较接近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然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与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论,而且还与广松涉的社会历史生成论存在明显的不同,不能把他们不加区分地混淆为同一种哲学世界观理论。     

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说一切有部思想

阿旃陀石窟所在的西印度地区流行小乘说一切有部戒律,阿旃陀壁画很明显地体现出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小乘佛教不礼菩萨,说一切有部更是重视表现释迦牟尼的前世经历,这些表现佛陀累世修行的佛本生故事构成了阿旃陀壁画最主要的表现题材;从这些本生故事的文本来源看,约半数可以与说一切有部的律典对应,尤其是如大善见王本生、独角仙人本生壁画,描绘出了说一切有部律典特有的细节特征;从阿旃陀壁画的表现主旨来看,也很明显地表现出说一切有部重视因缘果报、主张禅修持戒等思想倾向。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晚清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地域因缘

围绕着学海堂聚合起来的学海堂文人群体,确立了新的身份认同与主流文化圈的构成,象征着晚清广东学术格局的新变。在学海堂文人群体群聚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的纽带是铺展和联结起这一群学人最为天然且坚韧的因素。考察学海堂人的籍贯、师从、交游等,归结出地缘、血缘、学缘这三个基本的因缘关系,探析地域机缘生发的牵绊对于学海堂文人群体聚合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借此一窥晚清省城学术文化生态的融构。     

杜甫的曲江情结

曲江与杜甫一生休戚相关。通过曲江这一独特的情感载体,诗人由早期对个人生存与功名的愤疾转变为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此后无论是仕而无为的无奈还是老去悲秋的哀叹,诗人都尝移情于曲江,流露出挥之不去的曲江情结。可以说杜甫每个时期的曲江诗都凝结了诗人不尽情思,是诗人心性和情性的真实反映。     

从“缘起”看《心经》中的“空”思想

《心经》中将空的思想讲到了极致,将佛教中“空”的思想精华发展到了巅峰。本文主要从“缘起”的本质及其与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心经》中的主要内容及空的思想,空的本质等三大点来探索空的思想,试图让今天的世俗众生以及为争名夺利而不顾一切的人深刻认识到去除“贪、嗔、痴”的世俗观念,时刻保持一颗向善的心才是生活的真谛。     

论孔学的主体思想与秩序和谐理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主体.本文认为春秋时期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充当重要角色,也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身的阶梯,孔子贵礼是和当时的礼治思潮相适应的.尽管礼是社会和谐秩序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面临着新的整合,因此儒家的秩序理想难以化为现实,但孔子的秩序和谐理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俱舍论》对“无我”理论的再诠释

“无我”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契入佛教哲学的关键。世亲在《俱舍论》中分别从五蕴观、因缘观等方面对“无我”思想作了严密、全面的论证,并形成了一套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方法的立体有机的“无我”理论体系。这为研究者深入“无我”理论提供了便捷的入口,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明代宋史撰述兴起的学术因缘探究

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不论官方还是私家均注重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明代的宋史研究始自明初,延至明末而热情不减,在同期旧史研究中,是一种突显的史学现象.探寻其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由正统观而引发的旧史重修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明人为明正统而重修《宋史》;其次,明人不满元修《宋史》之芜杂讹缺,为求真求实而进行宋史研究;第三,时代思潮的演进促使明代的宋史研究,由秉承程朱道统致力于考述程朱理学世系而走向经世致用,使宋史研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迎来了宋史研究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