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历史学说研究

苏轼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通过论述历史来阐述唯物主义,讲求知命必尽人事;主张人性有好恶、有善恶;历史发展动力上强调事出有因;用联系的、变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正统论;其知人论世的写作标准、反对成说、讲求信史的史笔论以及多种论人方法无不为后人称道。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被忽视的司马光儒学——基于司马光的人性论和制度儒学的分析

司马光强调经世致用之学,积极探究过往历史和所处时代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总结规律,他重视的不仅是理论构建,更重要的是将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因这一坚持,司马光以务实的精神把人性论纳入"用"的层面,提出"性善恶混"和"情道一体",并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用以礼治国、以德取才和赏罚分明之路径达到"长其善而去其恶"的目的。就对权力的制约层面而言,司马光儒学与理学的为学取向不同,理学家重执政者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觉悟,希望从内的方面约束执政者的动机心意;司马光以史为鉴,强调"以礼治国",欲求通过制度设计来为权力提供规范和划定边界,他是制度儒学的先驱。     

孟子的人性善恶混论

孟子的人性论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人的感官欲望生而具有,亦属人性;感官欲望中含有易于趋恶的因素,这种因素往往遮蔽了善端的有效扩充;意欲成善,必须努力抑制生而具有的恶端;正因为恶端自发,不易控制,因此,成就现实之善,还必须依靠来自外部的优质教育。综合而言,孟子充分认识到人性善恶两端并存的事实,并提出了自成其善、教而成善的两种不同路径。     

善恶与赏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阐释

道德赏罚就是缘于主体行为或品质善恶的奖赏与惩罚。善恶与赏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加以阐释。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利益关系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二、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它是道德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的必要保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是建立在一足的、作为一种行为动力的情感反应基础之上的：首先，社会性的情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社会赏罚；其次，主体针对自己的“自我情感”有时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自我赏罚”；最后，个体的某种情感体验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赏或罚。     

价值、善恶、权力与道德——对自然价值论的一种理解

价值的基础是凝结在事物之中的自然力。价值是一物以其功用影响他物的关系范畴。价值范畴是联系范畴的子范畴。善恶是价值主体对其受价值客体的影响而做出的评价反映。经过选择形成的价值目的即具有权力。权力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趋向一定目标的并克服可能的阻碍的能力。由权力之间的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价值实体之间的妥协是道德的根源。道德是用以协调相互矛盾的权力的平衡器。     

论中国善恶报应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善恶报应观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它的发展则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儒、道、释三种报应观相互影响、不断融合的过程,其主旨在于止恶劝善、教化民众、净化社会,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心理需要。中国善恶报应观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德意识、家族使命意识、责任心理和解脱心理;消极影响表现在:使中国人形成了迷信心理、奴性心理、功利心理、自私和冷漠心理。探讨中国善恶报应观,对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果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刍议——对现行教科书因果定义的质疑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围绕因果问题曾经进行了并且还会继续进行激烈的斗争。唯心主义哲学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近代唯心主义者休谟,认为因果联系是人类的一种心理习惯,认为因果联系不是事物间本来存在的,而是人们经常看到两类现象在一起出现时,由于人们的心理倾向就由其中的一个出现必然地想到另一个的出现。康德认为因果联系只是思维本身先验地具有的范畴,是人用来整理杂乱无章的世界的一种先天形式,他认为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是人们把思维规律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去的结果。马赫则认     

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思考

复杂性科学目前正成为系统科学领域的热点。运用发生认识论和整体论哲学的观点介绍和分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复杂适应系统（ＣＡＳ）理论。重点分析了ＣＡＳ系统的七个要点。指出复杂性来源于适应性,而适应的机制必须遵循广义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