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一个信仰幻灭者的精神跋涉——关于《面纱》的三层解读

本文对毛姆最具争议的长篇小说《面纱》作了三种解读：从男主人公瓦尔特的角度来说,小说撕破了这个“白求恩”式人物的高尚面纱,展现了善恶界限的模糊与人性的不堪。从女主人公凯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讲述女性对自我的艰难探索和体认的小说。凯蒂在历经磨难后揭开了生活的华丽面纱,领悟到能够给予女性彻底的安宁与自由的不是罗曼蒂克的爱情,也非某一种宗教,而是生活本身的重量。而从作者毛姆的角度再回窥文本．他写作此书的契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哀恸情绪。对于凯蒂最后的升华,多年挣扎于自身积郁的毛姆没有把握,因此他难以给出一个自然有力的结尾。毛姆挥刀卸去了芸芸众生的伪装．却无法剥落生在自己脸上的面纱.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避祸趋福与扬善抑恶:明清泰山信仰中的大众心态

明清时期,帝王朝拜泰山退居次要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泰山信仰载体。那些来朝拜泰山的民众都是有所“求”而来,他们希望“避祸趋福”、“扬善抑恶”,香客的祸福善恶观念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公正的善良愿望,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注是一致的。民众祸福善恶观念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文化规范着民众的心理结构与大众信仰心态,并且成为民众祸福善恶的具体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民众信仰心态来考虑,很难分析出民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与儒家等三教文化只不过是一元文化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人神呈现两重性善恶寓子辩证中——"羔羊"与"老虎"新探

布莱克认为,对立的双方并非彼此完全否定,而是既对立又互补."羔羊"与"老虎"借助象征手法表现了多重象征意义.其中人神呈现的两重属性与善恶对立的辩证关系表现了诗人深邃的思想.     

论悲剧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直觉”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悲剧艺术的伦理传统总的看呈弱化趋势而现代悲剧艺术由于受相对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对善恶伦理的“超越”几乎到了取消善恶判断的地步,如此一来必然导致悲剧艺术的式微为了挽救悲剧这一传统艺术,应确立“审美价值直觉”这一美学概念,以实现美与善在悲剧审美的更高层次上的契合。     

《周易》德福思想论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其中的德福思想内涵丰富，对儒家哲学产生深远影响。“以德祈福”使人们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期德福共享。“继善成性”说也被后来的儒家学者吸收并发展。     

罪与恶的体认和超越--论卡夫卡生命信仰的永恒之思

卡夫卡的信仰奠基于对原罪和善恶观念的理解之上,在他看来,原罪使得人类被上帝所离弃,但是人类由此而知羞耻、辨善恶,并在善与恶的决断中进一步意识到了自我的局限,面对上帝隐匿的现实,基于对罪的体认和恶的认知,人类必须在自身生命的精神世界中重新找寻信仰的根基。卡夫卡的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对存在的反思,也是对人类精神永恒的一种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道德学说的批判

费尔巴哈把感觉作为道德的第一条件,认为人的意志在于追求幸福并避免痛苦。虽然费尔巴哈的道德学说含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但他错误地理解了人的本质,因而无法从社会现实出发,解释道德产生的基础。在善恶观上费尔巴哈宣扬抽象的人性论,他的幸福观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幸福观。费尔巴哈的道德学说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道德观,在此基础上科学分析了道德产生的基础,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在伦理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