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事所负义务看公司制改组的实现

目前中国进行公司制改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真正实现需要许多条件,笔者主要从董事所负义务角度进行探讨,将国内外立法对董事所负义务进行了比较论述,分析了中国董事难以履行其义务的原因,探讨了如何保证董事更好地履行其义务。     

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17条、18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未规定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文章认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可致投保人撤销权之发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权之丧失和投保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成立,以及投保人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之赔偿和过失相抵等法律效果.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义务体系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中,义务是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康德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集中讨论了两种义务论体系,即法律(权利)义务体系和伦理(德性)义务体系。对这两种义务论体系的探讨展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格。     

《西铭》的宇宙论是宗法模式的吗？——何炳棣先生《西铭》解读献疑

已故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认定《西铭》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否定其有博爱或平等观念。何先生对《西铭》后半段的解释偏离了《西铭》的主旨与方向,把程朱理一分殊的诠释判定为否定博爱与平等,实属重大误解。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差等之爱是个人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否定特殊义务,对个人的道德生活与人生规划极为不利。当今应突出自由选择的特殊义务的重要性,而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血亲伦理,仍是特殊义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情感的“爱”不能成为命令的对象,却仍为“博爱”的核心。尽管不宜再把这种情感视作道德评价的对象,但这不意味着其是给定的。以《西铭》为代表的儒家工夫论,对培养真诚的一体之仁仍有其参考意义。     

传染病防治义务的公众认知现况及改进策略研究

为探索公众传染病防治相关义务认知水平的改进路径,促进公众参与传染病防治素养提升,文章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编写问卷,对江苏省南京市居民开展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受访者总体认知情况良好,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都是影响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现代媒体是传染病防治法治宣传的重要平台,但宣传效果有待改进。应加强公共健康观念宣传,促进“为人民健康尽责”的公民意识形成;激发主动学习意识,调动公众参与传染病防治法治教育积极性;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社区传染病防治宣传工作。     

劳动先合同义务的法律缺失及制度建构

正在讨论中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第8条首次在立法中明确劳动先合同义务,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应予以肯定。但它基本上是民事先合同义务的劳动合同化,因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殊性,此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使原已失衡的劳动关系更不平等。本文试图从劳权的立场出发,比较劳动与民事先合同义务,探讨劳动先合同义务的特殊性,建构我国劳动先合同义务制度。     

权利与义务平衡:论强化证人保护

证人作为诉讼权利主体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其作证义务的履行,还是其诉讼权利的受保护方面均存在着严重失衡。在我国的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极低。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尴尬状态,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高管人员自主度不同理论诠释的对比实证检验

<正>高管人员自主度(managerial discretion),有的学者直译为"经理自主权",是指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决策和实际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行为空间的大小,它由企业的外部环境特征、组织特征以及高管人员的自身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由于企业的决策     

企业善因营销探析

企业通过公益事业或与非营利机构的合作开展善因营销活动,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扩大知名度、提升销售、改善企业形象等,同时还能够影响或改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态度,进而影响其购买行为。本文通过对善因营销概念相关理论的回顾,提出企业开展善因营销的相关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报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等方面对影响薪酬契约的因素提出了假设.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货币薪酬和持股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