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沉浮徽州人

最近笔者见到一部清嘉庆年间的《搢绅全书》即“搢绅录”,搢绅录是记载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的专书。它始源于南宋《班朝录》,明代已有之,清代则广泛刊刻。有官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本又分二种。由吏部刊刻的按先京官后外官的次序。开列文职官员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等,称为《爵秩全览》。由兵部刊刻的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内容特色及历史地位

嘉庆《四川通志》是清代第三部四川省志,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行,其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为《西域志》。此“西域”以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对西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诸多方面情况全面记载。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实为一部名实相符、体例较为完备、内容宏富、资料丰富的官修西藏地方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高潮中集大成者。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独设汉藏人物传记,摘引了反映清王朝治藏战略的重要官书,收录了四川本地特有文献和大量咏藏诗词,多角度记述了清代川藏行政划界,推动了清代四川省修纂西藏方志体系的最终形成。该志的成书标志着清代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后的再次整合,也推动了之后西藏地方志发展的新趋势,对民国时期康藏史地研究亦有一定影响。     

1806年，胎死腹中的中俄外交

1805年5月上旬,俄国庞大的访华使团终于分批陆续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莫斯科、喀山,前往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跋涉,访华使团终于在1806年1月14日到达库伦。按照正常程序,一个月以后,使团就可以到达北京。然而,嘉庆皇帝忽然心血来潮,要求库伦办事大臣在库伦训练俄国使臣戈洛夫金践行三跪九拜的礼仪动作。俄国使臣坚决拒绝行礼。于是,俄国使臣与库伦办事大臣双方僵持不下。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在嘉庆年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些新变,预兆了后来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选择。个性张扬和妇女解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发展,对传统典雅价值的颠覆在小说中出现,也出现了按照传统价值改造小说的趋向。对于这些代表了新变趋向的小说,还是需要作进一步发掘,对于嘉庆年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认识。     

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坐床经过考述

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二十九日四世哲布尊丹巴罗不藏图巴坦旺舒克在五台山圆寂。清朝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规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必须在西藏平民中选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因此,喀尔喀按照清朝规定,派人赴西藏寻找其转世灵童,于嘉庆二十一年通过金瓶掣签选定了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接回至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坐床,成为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及其迎取经历,反映了清代自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到西藏以后喀尔喀为迎请哲布尊丹巴转世灵童而付出的艰辛和经济负担,以及清廷在喀尔喀推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坚定不移。本文对此全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研究,借以揭示清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转世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转世对喀尔喀的影响。     

乾嘉道时期的东北经济

清康雍乾嘉各朝一直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致使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生存的需要,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逐步冲破封禁,社会经济仍以它特有的方式缓慢地发展着。     

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的分野与兼容——论清代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的创作格局

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共同打造了清代嘉道时期章回小说两翼齐飞的创作格局。两者所表现出的审美品位、价值取向和艺术成就均有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彼此沟通、渗透,形成了对峙中有交汇、竞胜中见兼容的互补式关系。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还以各自的努力为近代小说的崛起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因循疲玩论——嘉庆皇帝对“癸酉之变”的反思

正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教徒二百余人攻袭紫禁城,与宫内护军和京营官兵厮杀两天一夜,举朝惊悚。虽说这些教徒和内应最后全都被毙伤捕获,但带给嘉庆帝的震动是巨大的。深深被刺痛的他认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在罪己诏中指出"因循怠玩"、"悠忽为政"为官场大弊,要求大小臣工"切勿尸禄保位"。这份诏书一改通常的官话套话,语出衷肠,直白痛切,"笔随泪洒",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有着深切的反思和自省。因循怠玩,在后来又被嘉庆帝修订为"因循疲玩",实乃国     

东巡祭祖路漫漫

抚顺新宾的永陵和沈阳的福陵、昭陵,被统称为清代盛京三陵或关外三陵。这三座陵墓被清帝恭敬为祖陵。史料记载,盛京三陵的祭祀活动分为大祭、小祭和皇帝东巡致祭等。其中,清代皇帝在盛京三陵举行的东巡祭祖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     

也谈江沅《说文释例》的性质

江沅的《说文释例》是《说文》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其产生误解,认为江氏的《说文释例》问世于王筠的《说文释例》之后,其实江氏之作先于王筠的《说文释例》20余年。由于江沅的《说文释例》与王筠的《说文释例》书名相同,人们多把这两种书看作同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这就混淆了“类例”与“体例”的界限。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以类例材料阐明《说文》一书的“本字本义”和“音义关系”的著作,而王筠的《说文释例》则是阐释《说文》体例的著作,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