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以《琴操》十首为诠解对象

从乐府歌诗的角度观照、研究韩诗,学界似乎少有.以<琴操>十首为诠解对象,考述韩愈曾积极地参与乐府歌诗创作是有明确文献可考的.依据唐人的乐府歌诗观念,韩诗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乐府歌诗.韩愈本人精通音律,擅长啸歌,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这是他能够创作乐府歌诗的主观因素.韩诗有被当时歌者传唱者,亦有明确文献可据.韩愈乐府歌诗虽不乏愉悦声情之作,然以崇尚古奥为主,因此其乐府歌诗传播范围、声势不及元白,但其创作乐府歌诗并用以干政,形成的一种新的诗风,亦非常值得重视.     

《青春之歌》的主题变奏及其生存策略

《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文本,其主题的复杂性和多向度是小说获得多重意蕴和巨大解读空间的重要因素。小说一方面对女性自身成长这一主题有着自然的亲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听从意识形态的召唤,将其归并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时代政治主旋律中,在主题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个人话语与政治话语间的合理对接。正是这种生存策略使得这部当代小说胜利出围。     

关于《歌代啸》的署名“虎林冲和居士”

文章欲从《歌代啸》的署名虎林冲和居士入手,来考证晚明杂剧《歌代啸》的作者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论证,最终得出:虎林冲和居士当是徐渭,而《歌代啸》的作者应该就是徐渭。     

在艰苦的一线开花

在低处,必有一日站到高处;在高处,或有一日跌到低处。     

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现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的教学问题——小说《青春之歌》教学调研引发的思考

《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著名小说,多年来一直是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必选篇目。通过对该课程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和审美体验,同时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努力目标。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青春之歌》的接受史

20世纪50年代至新时期以来,《青春之歌》的接受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展开解读:社会历史批评立足政治阶级立场,集中探讨小说的主题与思想内容;文本批评围绕文本各要素,对小说的情节、人物及叙事模式加以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则结合性别意识与心理分析,从女性话语、知识分子文化心态赋予了小说新的解读空间。     

莫里森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以《所罗门之歌》和《宠儿》为例

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通过奇幻怪诞的情节来反映现实的新型艺术表现方式。在小说《所罗门之歌》和《宠儿》中,托尼·莫里森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通过运用象征和模仿《圣经》典故将故事情节以魔幻的方式展示出来,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趋势

教育部下发（2014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与去年相比,该文件中没再提及报考者“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的规定,也就是说,明年考研将取消年龄限制,而之前教育部曾取消过高考年龄限制。（《嘹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