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工业经济空间差异演变实证分析

文章以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采用泰尔指数和区域分离系数定量分析近十年安徽省四大经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差异演变的总体水平与空间变化特征：即随着安徽省皖北、皖中、皖江、皖南四大区域的工业经济空间发展出现了差异扩大,四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地带内差异是构成区域总差异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对比分析“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对安徽省四大经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差异演变的影响。     

文本·文献·文化：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张锦池先生《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为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艺术呈现与文化意蕴都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单纯的文本、文献或文化研究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只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锦池先生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是一部不拘守一端而以"文本、文献、文化"综合研究见长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张先生既不守旧,也不趋新,而是根据古典小说名著自身的特点,以文本细读为研究基础与核心环节,自觉于关键细节、主要人物和结构布局诸方面着力;在文献考辨方面,既注重纯文献问题的细致梳理和缜密考索,更长于亦考亦论、考论结合,体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在治学理念上",求实为主,求新为辅",将相对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与具体的文本、文献相结合,从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切合实际又鞭辟入里的文化解读,并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新时代检察权宪法定位省思

检察权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事关检察制度的根本和发展方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对此可从法教义学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检视。检察权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法律监督功能的国家权力；检察权地位具有独立性，其内涵多元，包括“四大权能”,即“诉讼权能”“诉讼监督权能”“审查权能”“侦查调查权能”。正确把握新时代检察权的意蕴，有助于推动“四大检察”充分发展，提升检察权的法律监督质效。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四大关系”的处理——一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新时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处理好“四大关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地分析每一对关系，并依据当前中国国情探寻有效实现方式。其基本路径有：正确看待各民族间客观上尚且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问题，增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