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研究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中央在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为促进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梳理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背景和会议主要内容,尤其是对会议召开之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与前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既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强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这三大任务并重;巩固边疆、富民兴藏;注重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继承和发挥“老西藏”精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等。这些治藏措施对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重证据法"视域下的早期孔子形貌书写研究

传世文献叙述孔子形貌,起源于先秦,在"四十九表"和相关民间传说中逐渐定型.作为第一重证据,早期文献中的孔子形貌叙述,奠定了以彰显神圣性为目的的异相化书写和以一定的逻辑、理性为基础的文学修辞这两种传统.后世对孔子形貌普遍持有异相化的认识,究其原因,既有对神圣异相传统的继承,又有对理性修辞传统的误读.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载文...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的局限性与路线差异

拜登执政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在安全及全球治理领域强行推进,并笼络和鼓动相关国家参加议题合作,四方安全合作逐步机制化表现为在高官会晤层面实现由部长级会晤向国家领导人级会晤升级。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四国合作向医疗、供应链等领域拓展。由于四国战略目标及利益诉求存在分歧、针对中国的意愿存在差异、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短期动力不足,因此,四方安全合作内部存在路线分歧：美澳试图加强四方安全合作的安全属性;印度侧重四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日本试图两者兼具,根据具体议题选择战略偏向。由于印度是影响四方安全合作走向的最大变量,日本是影响四方安全合作走向的重要变量,因此,四方安全合作的未来走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走“四个强化”之路 实现煤矿安全生产

浅谈了永春煤矿 ,在安全生产工作中 ,通过走“四个强化”之路 :即强化安全管理 ,强化安全责任制 ,强化安全培训 ,强化安全监督检查 ,扎扎实实地抓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从 1994年以来 ,连续六年实现了安全生产。     

改土归流：一场对湘西影响深远的政治变革

<正>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翦除夷官,清查出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一折上奏清世宗,提出了"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的改土归流方法,建议"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的原则,采取计擒、勒令投献、兵剿三种模式实行改     

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

民国初年以来 ,不少学者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视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然而从学术史和图书分类学双向角度具体考察从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后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分科的认识 ,并通过分析一些学者以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实例 ,可以发现以四部之名来确定学科的勉强之处     

“五&#183;四“前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线索简论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大 可分为四个时期：１９世纪４０－８０年代,是近代民主思想萌生时期;８０－９０年代中后期,是近代民主思想初步发展时期;９０年代末至２０世纪这代民主思想发展,成熟和广泛传播时期,在辛刻革命以后,是近代民主深发展时期这四个时期是“五&#183;四”运动前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从“西方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与确立的世纪历程

20世纪中国人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浓缩着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的历史。“五四”一代面对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 ,以为“西方化”是世界之潮流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构想和实践终结了晚清以来的体用之争 ,但毛泽东后来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别强调 ,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灾难 ,毛泽东后期的“四个现代化”理想还较多地停留在技术、物质的层面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纳入到现代化的内容中 ,勾勒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国家发展理论趋于成熟。处于后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中国 ,在 2 1世纪则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 ,又要不忽略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以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周恩来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都对此进行了艰辛的开拓和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今年是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     

“区区著述”与“忠贞大节”──书全谢山《宋忠臣表公饲堂碑铭》后

元代史官袁清容撰《延四明志》,不替抗元义士袁镛等立传,清代史学家全谢山谓情容“丑正有素”,“著书而以颠倒是非为事”。本文为清容作了辩护,指出了两人的“民族意识”的差异,并进而分析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整体士风对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