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     

环境公共利益的宪法确认及其保护路径选择

宪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确认是通过将生态利益上升为法益而实现的。我国《宪法》中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保护和改善环境中具有天然公共性的生态利益。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公共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利益冲突的衡量,通过环境法上各类义务规范的设立,确定利益保护的边界。在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中,国家环境公权力发挥着主导作用,公众环境保护权则扮演参与和监督的角色。     

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探析

在政府环境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的当下,如何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进行追究?审计与问责是一条有效路径。基于对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路径障碍的分析,从制度规范有待完善、体制机制问题有待解决、审计与问责的协调衔接等方面进行阐述,致力于寻求生态文明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与问责的路径构建之道。     

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模式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至关重要,已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看,区域环境恶化已经引起各国的共同关注,关系到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因此,环境改善迫在眉睫。从长期看,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环境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以及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等诸多因素使得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具有艰巨性。从未来发展走势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又具有可行性,以中日两国环境合作为例,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分析即可得出中日环境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这一结论具有代表性。环境合作的具体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即从功能合作到制度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环境合作平台的机能整合;通过制度的安排与设立,以及利用国际环境制度来促进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向纵深发展。     

创业环境、创业警觉性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创业活动已经成为保持经济活力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创业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载体,在创业活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缺乏对于这种作用机制的探讨。文章通过构建理论研究模型,着重探讨了创业环境的三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从创业者警觉性的角度研究了这种作用机制,基于创业活动活跃地区的154份小微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创业环境三个维度均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可以从创业警觉性的角度得到解释,即创业警觉性在其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刑法的发展变化与立法面向

风险社会视阈下,环境犯罪影响人类的未来,环境刑法呈现预防走向,环境法益逐渐朝独立化方向发展,危险犯立法呈现扩张趋势,严格责任不断被引入刑事立法。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的方向,应逐步调整单一的刑法典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主、环境单行刑法为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新型环境风险使现有的罪名设置应对乏力,应不断完善环境犯罪罪名体系,合理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扩大严格责任的适用;在环境刑法的刑罚方面,逐步完善自由刑、丰富资格刑的种类,加大财产刑的幅度。     

制度环境、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