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论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塑造中的伊拉克问题(1991～200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重心开始向地区其他国家或域外转移,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伊拉克作为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道路上的首个拦路者和挑战者,其所具有的现实启示意义不应以时间的推移而被忽略。一方面,伊拉克是冷战后美国集中践行各类遏制与干涉手段的试验场,在美国持续塑造和护持其单极霸权地位的后期过程中,其构成了美国遏制与干涉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参考和经验来源。另一方面,伊拉克为突破美国封锁开展的外交博弈,与美国的霸权塑造形成不对称优势,深刻地影响了该进程的演变。1991～2003年期间的伊拉克构成了一面棱镜,它能从多个维度对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形成折射,对学界深化理解美国的霸权及后冷战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

曾在里根时代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冷战后调整和完善了外交战略思想并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对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发挥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的强势复兴得益于对各主流外交思想的理论融合,迎合了美国政治潮流右转的趋势,是对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外交路线的修正和对当今美国超强国际地位的彰显。尽管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实施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反弹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其思想活动并未停止,其影响也不会轻易消除。     

一次特别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追记(下)

第一次与美国政府要员面对面而坐,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 1971年7月8日凌晨,天蒙蒙亮,我们4人带上最轻便的行装从钓鱼台宾馆出发,坐了两辆黑色小轿车直奔南苑机场.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     

四位夫人与顾维钧外交生涯述略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著名人物,见证和参与了不少重要外交事件的谈判.不过,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并非风平浪静,受其四位夫人的影响较大.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阿关系发展增添活力

本文对历经六十年的中阿关系进行了回顾,政治上双方相互支持,维护权利,经济上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10年底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希望阿拉伯国家早日结束动乱、恢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国家会增加对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不干涉内政、主张政治解决争端立场的理解,会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是可以信赖、可以交往的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阿关系将茁壮成长。     

外交家袁南生

正袁南生,湖南益阳人。他的人生履历上有许多的"第一":湖南省第一批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文凭者;北大历史上第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博士研究生;新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博士和教授大使……缘起2014年新年伊始,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生纵火事件,十     

道教与中国公共外交

道教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关系问题很少引人注意和重视.而实际上,道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首先,道教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其次,道教可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其三,道教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可以体现中国国家形象.     

论新时期外交保护的价值定位——兼论中国保护海外公民的对策

外交保护是一项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国际法律制度。它在当代正在经历一次意义非凡的嬗变,从而适应新的历史环境。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与日俱增。因此,我国应当正确地认识到:外交保护在现代仍然是国家保护海外公民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手段,并加强对外交保护的理论研究,做好必要的实践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