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伦：最年轻的英国首相

2010年英国首相大选落定尘埃,没有一党取得超过325席的多数席位,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悬空国会。经过谈判,取得最多席位的保守党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布朗首相辞职。应女王的邀请,43岁的保守党党魁大卫·卡梅伦于5月11日成为英国198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论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中的中共因素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了解二战时期中美盟国关系的一把钥匙。众所周知,蒋史矛盾既不单纯,也不孤立,是和中国战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尴尬地位紧密联系的;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独体现在二战时期,而且自然扩展到马歇尔使华、国共谈判以及冷战初期美国对华的政策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矛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缺乏有力的论述。本文拟侧重考察中国共产党与史迪威之间的交往关系,换一个角度来阐释蒋史矛盾。     

关于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的探讨

中国学术界对斯大林是否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之事,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作者通过分析米高扬访华及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电报往来,认为斯大林劝阻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中苏双方的分歧与各自的地位、处境、利益及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密切相关。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晤谈：重庆谈判——一场眼花缭乱的智战

这是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邀请电，字字企盼之情，火焰般跳动。     

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

在悬崖边上徘徊许久之后,希腊又向悬崖结实地迈进了一步。先是反紧缩的左翼联盟成为第二大党,且在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紧接着各政党领导人在5月15日未能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协定。希腊前景堪忧的现状,体现在如果激进左翼联盟支持下的新政府抛弃救援协定,引发的将是一系列的连锁反映——未能实施紧缩计划、银行资不抵债、欧盟不允许希腊央行印...     

十年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研究评述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是国共关系领域的重要层面。近十年来 ,学术界主要在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研究、国共党内合作成因、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三角关系、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中共运用“党内合作”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等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并透示出今后的研究趋势。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试析美国调停中国国共两党之争失败的原因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国共两党从各自阶级利益出发,为战后中国发展的道路进行考量,中国国内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美国试图在中国搞联合政府,避免中国的内战,而国共两党围绕着共产党军队改编等问题达不成统一意见,美国的调停以失败告终,最终爆发了全面内战,本文试析了美国调停国共两党之争失败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