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性质由谁掌握国家政权决定吗--人大版《邓论》有关论述质疑

本文对将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等同起来,将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与判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等同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同一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应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否占据统治地位而不是看谁在掌握国家政权.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及应对方略

生态、潮流、反恐、普世等问题已异化为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现代性路径;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新媒体发展和普及等方面着力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现代性路径的诸多原因,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交往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发展和惠民建设等进行应对。     

解读加拿大的北极战略——基于中等国家视角

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此后加拿大一直以中等国家身份自居,并将中等国家理论作为参与国际事务的指导性原则。在加拿大的北极事务中,无论是北极战略目标的确立还是北极政策的制定,中等国家特性的影子都清晰可见。中等国家视角,为我们研究加拿大的北极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加拿大的北极战略,从而更好地促进与加拿大在北极的合作。     

14至18世纪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西非社会演进与当地伊斯兰化进程间的关系

14至18世纪西非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国家和社会重新整合的历史过程。在行政机构、经济运作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中央集权化趋势成为国家政治发展方面的主流,经济、贸易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与此相对应,伊斯兰教和当地传统宗教文化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伊斯兰教的发展对西非日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更加深远。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注重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教团组织开始普及,并在随后与苏菲主义合流,形成了苏菲主义教团,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当地伊斯兰文化得到了整理和发展,教士们提出了针对社会问题的改革主张,并在上几内亚地区付诸行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未来的西非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的关于西藏社会稳定的实践研究——读孙勇主编的《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一书感悟

西藏社会稳定问题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关注西藏必然要关注的问题,更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央十分关心西藏的社会稳定问题,学术界研究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力度大大增强,不少作品现世。其中,由孙勇教授于2008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顺利通过结项,并于2015年6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孙勇教授主持的这个课题是以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哲学阐释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文明机理,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纬及其时代使命中发现它的特殊性内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导。在此基础上,厘清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澄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指明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重限度。与此同时,通过反思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程式切中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伦理方面形塑现代化的灵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生成了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它不仅开辟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历史进步模式,更为世界其他文明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     

论五个“重大原则”——从“五个坚持”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二十大报告提出,前进道路上需要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简称“五个坚持”,目的就是使全党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面对机遇、困难、风险和挑战,明白我们“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根本问题,从而为贯彻落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打下坚实基础。“五个坚持”指明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基本问题,即：谁在领导、为谁而干、采取什么路径、动力之源何在、应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五个坚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所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遵循和重要保证。     

六代道德论

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