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以1949-1966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

1949-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型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型国家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需要,党以农民教育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规训和改造农民,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推动化大众,才能将其改造成为新型国家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了新型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教育相统一。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独特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农民实际和乡土文化,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认同。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多元文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走廊、文化通道,中国正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学界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历史地理、经济贸易到宗教文化,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到国家文化安全等诸多方向。学术领域多元交汇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以地域文化为分野的研究传统,如敦煌学、西域学、龟兹学等形成体系;在传统的丝路文化节点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地区文化。随着国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推进,对丝路青海道的研究也显得极为重要。文化多元的丝路青海道在魏晋之后,特别是吐谷浑时期替代了河西走廊的繁荣,连通中原;在当代又面临来自中亚的宗教文化、跨界民族文化的冲击。本文以丝路青海道的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这条古老的陆地通道上的民族交融、文化变迁,以及当代的多元文化品格。讨论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典型地缘文化特征的"边缘"地区,如何统筹、平衡,建立稳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出新时代实现青海道的复兴,必须建立和谐的生态发展体系,即健康的文化体系、特色的城镇文化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环境。     

体系构建与效能优化: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规范化、规则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从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出发,梳理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从基层自发到社会自觉、从粗略单一到全面系统的四大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构建起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立国家治理结构、提供治理实践支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了更好优化制度效能,还应重视制度体系的恰适性、提高制度实践的可行性、保证制度调整的灵活性。     

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