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特殊作用与贡献

文章以历史为线索，按照国际国内形势，把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华侨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尽最大的力量支援抗日战争，从而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指出了华侨在中国抗战中具有不可代替的历史地位。     

民初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与对抗——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为中心

民国初年,中日新闻界交流由零散发展到有组织进行,互动方式显著改变,双方联合举办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有力提升职业交往的层次与内涵.在中日记者大会上,日本新闻界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一味提倡“中日亲善”,为侵略行径辩护,最终引起中国记者的强烈不满.这说明,中日新闻界的交往互动,不是纯粹的职业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国民外交色彩,反映两国关系的变化轨迹,并直接影响中日关系.     

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争论之研究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预定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该学会中国分会及国民政府都将会议视为联络各国国民情感、对外介绍中国真实情况及立场、推动国民外交之良机。然而,会议开幕前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首先是中国国内反对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后经干预而平息;其次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两国会员间关系紧张,会议又有延期甚至流会之可能。中国代表最终决定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参与对太平洋问题的探讨,在学会、中国分会及其会员、国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得以如期举行。     

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

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被作为国民外交机关引介到中国,由于学会注重对于太平洋问题的研究,因而其中国分会承载了两重身份:它既是国民外交的推行者,又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者和赞助人。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分会越来越感到在国民外交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使得中国社会舆论对其日感失望,甚至中国分会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对此类国际组织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而1929年后,分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学者在分会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渐突显,在学会会议上推重积极的国民外交姿态、出身于青年会的分会领导人的地位也渐渐被主张更为稳健的学者所取代。1931年后,中国分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上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孙中山国民外交活动述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为目标,以纯粹国民身份开展外交活动的实践者。为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联结四方志士,孙中山频繁奔走于海外各国,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国民外交活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论析

近代国民外交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主要体现为工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的外交参与活动,具有临时性,即因事而起的特点;其方式相对温和、目的过于理想化;国民外交组织也比较松散,组织性较差。由于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国民外交对于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它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在于:它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认识不断加深,参与运动的民众的组织程度也不断提升,并且最终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找到了归宿。     

清末民初回族新闻界国民外交考察——从《醒回篇》到《月华》

在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不断努力拓展渠道。1908年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的创办便处于国民外交的背景下,成立于日本东京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报刊的依托团体。社会团体在回族报刊从产生到辉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成为回族新闻界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依托,也是开展国民外交的重要策源地和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