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晋语三》勘校考异

《国语》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料文本和语料文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语料价值。同其他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一样，《国语》也面临着文本厘定的问题。对现传《国语》各个版本进行比对、梳理是确立《国语》文本的重要条件。由于《国语》成编时间较早，叠经传抄、刻印，《国语》传本、刻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多。把《国语》各种版本辑合在一起进行勘校辨正，确定是非取舍，消弭《国语》各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发显得重要。文章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解《国语·晋语三》工作条目3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特异性探究

在世界的殖民地语言政策史上,日本的政策可说是极为特殊的例子。作为亚洲唯一的殖民地宗主国,其殖民地统治方针的形成经过、结构原理、特色皆异于欧美各国。在这个前提下,作为反映殖民统治方针的语言政策在具有普遍性、类似性的同时,也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日本的殖民地语言政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军事压力之下传授日文,对殖民地人民实行语言同化教育,目的是将殖民地人民改造为日本人,以满足其维护国体和海外扩张的野心,是一种通过军事强制性手段来推行的语言政策。     

胡适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三次讲演——侧重第三次讲演

中学国文教育问题在二、三十年代曾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胡适也参与其中,并三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讲演.本文通过对这三次讲演的梳理和比较,考察胡适在这十余年间对中学国文教育看法的变化.同时,胡适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与"不变",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复杂面相.     

《左传》和《国语》所载范氏家训简析

先秦是中国家训的产生阶段,后世家训的多种形式皆可以从此窥知萌蘖.春秋时期范氏家训散见于《左传》、《国语》等史籍中,多从修德、为官、避祸等方面训诫子孙,较为典型,对后世影响较大.     

中国古代“战疫”有招法

在中国古代,民间的疫病是经常发生的,据《尚书》《诗经》《国语》《史记》和《汉书》等典籍记载,大多数朝代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疫情。面对疫情,古人如何应对?在长期的"战疫"过程中,古人发明和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这些章法,时至今日,依然可鉴可用。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清代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现象初探

有清一代,吉林、黑龙江八旗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地。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业已因从征立功或以扈从随围来京后蒙挑侍卫,另有新满洲及未编入八旗的各部落精壮男丁也被选送进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嘉庆、道光二朝多次探索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正式创立。"三音哈哈"送京制度的创立,是清廷对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的认可与固守,更负有"首崇满洲"政治目的。该制度的施行,在京师旗籍侍卫内树立标杆典范方面确有一定功效,并为吉黑旗人群体拓宽了进京当差的仕途道路。然而,此制度的推行,在重振京旗满洲国语骑射本业方面效果甚微,更无力扭转整个八旗官兵群体战斗力衰减的必然趋势。     

阿拉伯语本科生就业状况及分析——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为例

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社会各方面密切关注的问题.为了让阿拉伯语专业(后简称阿语)在校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改善就业形势,笔者收集分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语2011～2015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并对2012～2015届的阿语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最后通过电话访问,咨询专家进行了相关调研.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