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语运动对新文学文体确立的影响

20世纪初,国语运动确立了重视声音的多元开放的国语理想模式,同时对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体裁方面,国语的杂语性推进了文学体裁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小说和诗歌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语体方面,国语对"声音"的重视加强了新文学表层结构(白话)和深层结构(对话)的联系,巩固了白话语体在新文学中的地位;风格方面,国语多元开放的特点为作家的遣词造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现代文学多元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教育的师资问题

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是社会文化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台湾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光复后掀起的国语学习热潮受限于国语师资的匮乏。当时的政府部门结合台湾国语教育的实际情况,通过征聘考选等方式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国语师资,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培训。     

论上古语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文化意蕴

“语”是上古时期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从上古语类文献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以在生成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这就使它们在性质及形态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大体而论，上古语类文献可划分为仪式型、政典型、教学型、著述型四类，这些类型因生成方式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     

《国语》韦昭注辨正

通过回顾韦昭的学术成就,肯定其<国语>的学术史与文献学价值,梳理古今学者的<国语>研究成果.指出<国语>一书主要的两个版本系统即公序本与明道本之间的若干区别,据此认为,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明道本当推首选;但若以学术研究求真的要求衡量,反而是公序本更擅胜场.在两个版本系统的校勘上看,也同样是公序本好于明道本.     

略论《国语》体例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国语>编者在处理各国史料时,创造性地把各国所记国史以及记言体史料汇合编排在一起,对后世史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国语>这种分国叙事的编写方式,后世史家模仿者众多.<国语>分国叙事,但又不是简单的国别,而是以周统领全局,其下以诸侯国分列详述天下大事.<国语>在编纂时已在不经意间比较完备地创造和运用了后世记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     

韦昭《国语》解对《春秋》经传的征引

韦昭《国语》解大量征引《左传》的内容,其作用在于交代《国语》所载史实之背景、补足历史事件的因果以及通过对比两者的文字达到疏通文义的目的,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掌握《国语》正文。此外韦昭也通过征引《左传》为《国语》作解,来达到考辨史实细节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征引拉近了《国语》与《春秋》经传的关系,提升了《国语》的史学地位。     

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若干逻辑

在晚清语言文字的变革中.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得到开展,并显现出大致与之同时进行的白话文运动的互动问题:即现代白话书面体系的转型中包含着语音统一的问题,语音统一也需要合适的书面书写系统.但是在清末民初还远谈不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方言问题在文学语言建构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同时也初步表明超越方言的共同语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选择.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疏解及其性质和意义

上博六《申公臣灵王》是一篇关于楚灵王与其大臣对话的小短文,简文中的"申公"是《左传》中的"陈公","至"读作"致"训作"献出"或"交还、归还";简文中的楚灵王是一位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贤君",而与之对话的陈公则是一位善于辞令的大臣。楚庄王时期申叔时论述为太子所选的教材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和"故志"等。《申公臣灵王》与《国语·楚语上》中申叔时所说的"世"类、"语"类都十分相近。     

论儿童本位理念下的语文教材观——从《开明国语课本》走红谈起

儿童本位理念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重要理论依据。学校教育应充分做到以儿童为中心,学校提供给学生学习的材料应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开明国语课本》选入了大量儿童视角、符合儿童年龄和儿童心理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儿童本位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