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垄断并购的控制模式及法律基点

随着跨国公司近年来掀起对我跨国并购的高潮,其已对我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分析、借鉴发达国家垄断并购控制模式是规制跨国并购的基点.所以,通过对美国、德国垄断并购控制模式的研究,目的是既要本着有利于我国政府将跨国并购纳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达到吸引外资和保护国内有效竞争的双重目的,又要遏制其负汉面影响,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体现公平和效率并重的跨国并购机制,从而维护我国有效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网络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现代意识探析

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传播环境.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知识传播的手段与传播知识的重要栽体--期刊.学术期刊编辑应与时俱进,实现编辑意识的嬗变和突破.学术期刊编辑的现代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其中,创新意识是维系学术期刊学术灵魂的关键所在;信息意识与规范化意识是学术期刊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推进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保证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护身符.学术期刊要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编辑主体必须牢固树立现代意识,在发展民族期刊的同时主动地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加强国际合作,增强期刊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与调整,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冷战结束后,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崇高目标。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国际秩序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它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智慧,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史研究正在向区域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实现整体史的研究目标,学者们一方面注重区域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注意区域间的互动,由区域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新近召开的"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史学界关注的区域比较的理论和实践、江南区域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区域文献资料的开拓和利用等学术前沿问题,作了介绍和深入探讨.     

试析全球贫困问题与中国贫困线标准调整计划

贫困问题是世界普遍现象,发达国家主要是基本发展权利为主的相对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温饱与基本生存问题.发达国家有自己的贫困线标准与"扶贫"政策,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也制订了一个统一标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减贫、扶贫工作上成绩显著,近期正在拟定新的贫困线标准计划,将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基本接轨.中国的扶贫重点已从"温饱扶贫"向"发展扶贫"转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消除社会贫困现象与遏制贫富差距的决心与魄力,尽管这还只是第一步.     

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综述

2007年6月24日至28日,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大会由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中国哲学所、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暨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7年9月19日至21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主办,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协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暨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