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中所倡议的,现已演变为中国国家愿景与行动以及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66年里已签署双边条约1000多项,为“一带一路”未来合作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未来只有通过平等协商,尽快出台反应区域社会共同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规范,才能早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     

历史性所有权原则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历史性所有权原则是国际法中解决国家间领土冲突时所遵循的一项关键原则 ,最先占领、有效管辖是构成历史性所有权原则的基本要素 ,历史性水域是历史性所有权原则在海洋领土争端中的具体实践。中国之所以对南沙群岛拥有排他的、无可置疑的主权 ,其原因就在于 :中国是首先发现、首先开发并首先对这些岛屿行使了长期有效管理的国家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     

理论的临界态

在本文中,作者运用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的原创模型,对当前我们面临的理论临界状态作了深入思考。"理论"之死这种当代话语认为,或因过度解构,或因海量数据的压迫,"理论"已经死亡。作者提出,这种临界状态可以模拟热力学的相变来解释;确切地说,按照西蒙顿的理论,临界态就是一种被技术性和宗教之间的残余相变干扰的相变。因理论的临界态也是临界理论的状态,故而作者又选取了两个近期研讨过这种临界态的当代理论进行研讨:一个是推知实在论,一个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作者认为两者均无法解开技术宗教相移这个谜题,并陈述了理由。作者认为,当代的理论实践已经采取了当今技术性所允许的形式,这便预告了理论的临界态,也就是研究风起云涌、魔法遍地开花之时。     

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领土权的论据辨析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钓鱼岛之争事起以来,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论据,大都出自1970年9月17日以琉球政府官方名义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土权”声明。之后,日本外务省根据该“声明”的精神,于1972年3月8日发表“尖阁列岛分明是日本领土”的官方见解,坚称钓鱼岛归属日本。“声明”和“见解”出笼后,成为日本历次官方发言人用来与中国交涉钓鱼岛主权的持论依据。尽管日方在申述自己的主张时提出许多理由和证据,但大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经纬线划界法;二是无主地先占法。因此,本文在弄清日方所谓主张和论据的同时,对其“经纬线划界法”和“无主地先占法”的辩词,一并加以驳斥。     

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评析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重要代表之一的埃尔斯特,从质疑和批判的角度,引入方法论个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重新分析和解释,以期实现其合理性。他的这一举措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探讨推进了对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对其他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关注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学艺术

新时期文艺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引进和应用 ,文章对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的关系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述 :普遍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一般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 ;具体文艺学范畴研究意义的系统科学方法论。并介绍了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艺学联姻所引起的文艺学哲学美学方法论的嬗变、演进趋势、存在的问题 ,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时代成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便会在超越知性分析时代进入理性的自由王国 ,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理性改变 ,科学与艺术的对立会逐渐消除 ,它们都必将向着“美的规律”靠拢 ,系统科学方法论与艺术的审美方法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系统科学方法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研究中的运用及发展 ,也要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无情检验 ,要在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中去判定     

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从符号学到意识形态批评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学》采用的方法不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初步尝试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在其中针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往往游走于社会学批评和符号学分析之间,这种双重理论架构一方面以所谓大众文化的语言工具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另一方面则从符号语义学上来分析这套语言的结构,从而达到"去神秘化"效果。     

论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实质上是一种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和他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密切相关。这种方法论基础集中在如下几点 :1 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和价值中立原则 ;2 理解和因果分析方法 ;3 理想类型的建构。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一直处于经验主义与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二元状态之中.如何突破这种思想方法之局限,开启新的学科视野,这是新兴的传播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研究视角审视传播学,会使我们对传播以及文化研究价值有新的认识.     

三十年法治实践与法学研究的使命

根据衡量法治是否成熟的两个重要指标,法学研究被历史地赋予了两大使命:良法的创制与善治.从三十年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法学研究的第一个使命--参与良法的创制完成得不错;但仍需努力.第二个使命--参与善治,尚未引起制度层面足够的重视,需要法学研究者加快学术成果向法治实践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