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境界和层次

通过对典型文化定义的“元理论”考察 ,强调指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 ,与认识过程的对象、与社会实践的改造对象均有所不同 ;其基本形式是“人以其文化物” ,其实质内容则是“具体个人对其特定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因而既是与不同的具体社会个体的社会层次和人生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又是这种层次和境界的产物和具体体现。因此 ,文化哲学研究和一般的文化理论研究必须突破“观念的王国” ,进行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根本性变革 ,然后才有可能通过深入的研究 ,取得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进展     

Q方法论：一座沟通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桥梁

由英国物理学与心理学学者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创立的Q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运用统计手段来探求人类主观性结构的质化方法。由于该方法论结合了量化研究传统与定性研究传统的优点，在两种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Q方法论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重视，并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前提批判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语言文字(印欧语)是沿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路径演变的,音义二极性是西方语言学的大前提。而汉语言文字自秦汉以来发生的形态类型简化和汉字形声化的整体演变趋势,则是音声弱化/文字中心的演变路径,形音义三极性是汉语学的大前提。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类型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理应把现代转型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同一关系的概念体系:对立于传统,即现代与前现代应在本体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自身,即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主观语法与客观语法应在认识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西方,即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应在方法论上实现辩证同一。     

论发展观的历史研究

发展和发展观是发展观历史研究的前提,发展观历史研究是发展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发展观历史研究要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把发展阶段作为主要背景,把发展问题作为重点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正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变动的反映,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方法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主线与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各流派间的分化与趋同,正是上述基本趋势的辩证表现。理论侧重点与政策时效性的变化也与此有关。其方法论的逐步深化,则是该过程最重要的具体原因。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开展对欧贸易的国际法保障

重庆是中国内陆最早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的枢纽.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重庆对欧贸易建设取得了新成绩,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中欧班列运行效率有待提升,本地企业在对外贸易中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国际法可以为重庆开展对欧贸易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国应当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贸易规则与交通运输规则法制化,以国际法固化双方权利义务,保护各方利益.重庆应当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好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同时,根据本地企业自身特点找出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提升重庆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论国际组织对解决争端的国际法的主要发展

本文认为：国际组织丰富了国际争端的概念及内容,赋予了国际争端新的特征和促进了争端的和平解决,继承和发展了一般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程序,创立了对争端解决结果积极进行监控的机制,开启和促进了各种解决国际争端方法有机结合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制度化进程,从而使统一性与多样性并行不悖成为国际争端解决法的一大特点。     

苏、东演变原因的方法论探讨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历史剧变。怎样认识这一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一事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多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方法论的指导。     

论领导决策的法治原则

实践证明，任何政党的决策，都必须建立在一定国情的基础上，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地位及方针政策等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和正确的规定，依据就是法治原则。同时，坚持决策的法治原则，还要从现实需要出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要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决策不仅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而且还应参照国际法的内容。一项决策的可行性，除了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是否符合法治原则是决策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决策，如果没有法治依据，在实践中就很难实施。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探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总的方法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观、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观提供了思维方法的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则贯穿于其治国理政全过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奠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个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