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与奢侈：生活的基本伦理问题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论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

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是道德主体为了获得社交利益,在虚拟社交空间塑构的道德人格面具。道德人设蕴含着“主我”、“客我”及“真我”的有机互动与相对平衡,在其生成过程中有“应然之我”和“实然之我”的动态博弈、“主我”与“客我”的辩证互构、认知认同与反馈认同的自我统一。在利益的驱动下,“主我”隐藏、“客我”束缚、“真我”露馅可能导致道德人设的虚假、异化与坍塌。强化道德主体的“内生性”以促进人设的道德人格统一,弱化道德客体的“外生性”以避免人设的道德人格虚化,提升道德环境的“纯洁性”以营造表里如一的道德人设氛围,成为虚拟社交中道德人设走向道德合理的必然选择。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双重境遇与优化路径

“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还存在传播“声量”较小、“供给”不足和“本领”不强等现实挑战。为改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局面,必须做到“言之有力”,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言之有料”,推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言之有器”,加强中国理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武装冲突法适用的时代问题与中国方案

随着科学技术、伦理观念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等的深刻变化,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方式在空间、对象、时间、权利和义务主体、条件和依据等维度上不断拓展：适用的冲突类型从国际武装冲突到非国际武装冲突,权利和义务主体也相应扩大;适用条件从要求冲突方皆为缔约方到取消“普遍参加”要求;适用依据从条约到习惯;适用的时间从武装冲突时期到和平时期;适用的空间从陆、海、空、地下战场直到网络空间;适用对象从传统各类野蛮残酷手段和武器到大威力新型常规武器、核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等。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武装冲突法适用规则的修订或新订,针对重要挑战和争议焦点,综合考虑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推出合理可行的中国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引发因素、传导机制、演化特征及治理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因素构成的自然性因素与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行为构成的人源性因素所引发的,并且以直接或间接传导方式沿着供应链运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诱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等特点,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一个国家或地区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内在地取决于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伴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进程被大大加速,风险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演化既具有全球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已经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

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国际金本位体系的裹挟,由各方势力共谋促成。国际金本位体系建立后,中国在偿付外债、赔款时承受巨额镑亏,对外贸易遭受巨大逆差,中国意图通过币制改革解决财政和贸易问题。为了消除关税摩擦、便利通商,扩大在华利益,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清政府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收归货币发行权。币制改革正式开启后,中国向美国、日本寻求帮助并向国际银行团借款。然而在引入外国势力后,币制改革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各国企图利用币制借款及附加条件,主导中国币制改革进程,干预中国内政。清末民初的币制改革均试图建立中央权威的货币制度,但受制于国力及国际因素,最终未能成功。     

张锡勤伦理道德变迁史研究论要

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如何以“理论拥抱生活”回应伦理学研究的范式之问,如何以史论统一确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以及如何以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呈现伦理道德变迁的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对于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范式的转化、研究内容的丰富以及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本精神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同时,张锡勤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的研究,对于在新时代条件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认识民族伦理文化等问题,亦具有现实启迪。     

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发展起来的。文化自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和文化建设工作,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文化篇。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