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道”、“立极”、“立命”新探——“横渠四为句”的版本流变及其时代精神

"横渠四为句"即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句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版本,而这些版本的主要差别在第二句,即或作"立道",或作"立极",或作"立命",据此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版本系统。"立道"系在文献中出现最早,当为张载原本,自宋代流传至今;它最能体现张载"当自立说"以"造道"的哲思追求,代表了第一代理学家"以道自任"的时代精神。"立极"系在南宋中后期最为流行,它集中体现了处于内外交困世局中儒家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与承担精神。"立命"系自明代以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不仅是理学家人格理想的象征,而且也成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它虽然不是张载的原本,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上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丰富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遗产书写

十九世纪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进程,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日趋解体,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价值尺度.遗产继承是改变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契机,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遗产纷争与爱情阴谋.作为具有时代烙印的社会现象,遗产继承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从奥斯汀到哈代跨越整个世纪.从历时性角度分析,遗产态度经历了从世纪初温馨现实主义的听任命运被动接受,到中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主动争取,再到中后期惊悚小说的不择手段的变化,揭示出十九世纪人们财富观念和遗产态度的流变.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辩证思维、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最鲜明的品格,是自我扬弃、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性行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中,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彰显出自我革命的辩证思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坚持辩证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应对社会变革和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以自我革命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局面,以自我革命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一是坚持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二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三是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四是坚持目标导向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