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从《廿一史弹词》看杨慎对史传文学叙事传统的吸纳与重构

<廿一史弹词>是明代积学之士杨慎谪戍滇南时创作的一部雅俗共赏的通俗历史读物,其主要叙事优势在于对纷繁芜杂的历史事实采取"提要构元"的叙事策略.一方面,充分吸纳、合理继承史传文学叙事传统:采用"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编年体结构方式,评鸷历史事实多取正统史家观点,援引历代史书相关文献作为弹词内容;另一方面,结合弹词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嫁接与重构:或模仿史传论赞的体例,在开篇和篇末以引词、散场词或诗曰等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主观评价,或摆脱史传叙事语言庄重典雅的风格,语言表现趋向浅俗易懂.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基于语料库的萧乾翻译小说欧化研究———以《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为例

汉语语法的欧化,可说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桩大事。笔者选取萧乾独立翻译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其原创小说《萧乾文集》小说卷作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法和篇章三个层次探索萧乾翻译小说的欧化现象。试图探究其汉语译文词法和句法受英语语言结构影响所产生的变异,认为如果欧化翻译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新时期以来韩愈《毛颖传》研究述论

《毛颖传》以其滑稽的俳谐手法特异于韩愈的古文创作,进入新时期,则侧重从阐释其寄托意蕴、艺术手法、小说因素、文体创新、韩愈俳谐文与传奇小说之关系、后世批评接受及其仿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太史公自序：古籍目录的典范

本文解释了"目录"一词的本义,并论述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古籍目录的典范.司马迁在目录中也贯注着感情,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文章后面论及<汉书·叙传>是仿效<太史公自序>的作品,并简要地将两者作了比较.     

略论中西方传播观念的异同——“Communication”与“传”词义比较

英语“communication”与中国古代汉语“传”字的词义体现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传播观念。两词词义相同之处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认识到信息传播的两个普遍规律“传信息”与“传物质”的密切关系;“传递”信息可以“共享”信息。两词词义不同之处反映了中西方传播观的各自特色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西方传播观具有“空间倾向”性,重视“横向传播”;产生于东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传播观具有“时间倾向”性,重视“纵向传播”。     

四种古代岭南文献考释

三国至南朝间 ,出现了多种记述岭南的专著。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散失了 ,现在我们只能从类书和注释的引文中看到一些条文。而古人引书不甚规范 ,或省略作者姓名 ,或简称书名 ,或改动文字 ,令后人辨识造成困难。清代学者开始对此作了许多辑佚、考证工作 ,成绩显著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本文就《始兴记》、《交州笺》、《交州记》和《吴时外国传》等的作者、书名问题 ,试作考订 ,企能补前人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