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

土地改革是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土地改革置于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背景下,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的历史制度底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家户制、俄国的村社制及其农奴制、拉美和南非的庄园制及其农奴制分别为以上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历史制度,并规制着其改革进程、特点和成效。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分”,但不可能简单地“一分了之”,其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社会组织制度原型不是一夜之间的改革能够改变和改造的。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选择及绩效

旧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初始状态注定了土地改革必然是由国家发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基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性地权向替代性地权的转变、没有制度外创新可能性的选择。按人口均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土地集体化改革的顺利发展确立了良好的起点和前提,具有较好的制度绩效。     

浙江嘉兴以户籍和土地新政破解城乡二元难题

在继成渝成为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后,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强省.也开始积极筹划省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试点之一就是从今年起五年内在嘉兴、义乌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点。嘉兴市最近决     

农业部课题建议土地永久性承包

最近,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将研究的课题锁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权期限问题上,该课题已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其最引人瞩目的提法是:用土地永包制即永久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对国民党两岸土地改革差异之分析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近代以来关乎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上世纪30年代在大陆的土地改革终因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失败，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完成。国民党在50年代败走台湾、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重新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却成绩斐然，为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为什么同是国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结果会如此大的不同？通过对背景、过程、结果的比较，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时代背景的巨大变迁，而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施绩效不同亦对差异形成有一定影响。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两部长篇小说,都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不朽的。两部作品同样是描写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写法并不完全一样。丁玲的作品重在表现土地改革对农民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震撼与变化,剖析深刻而意蕴深厚;周立波的作品重在描写土地改革的伟大业绩,叙事简洁而气势恢弘。两部作品双峰并峙,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土地改革运动的不朽史诗。     

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

本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皖西某村的实证研究

乡土社会、现行法律制度不合理因素、农民法律认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了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在安徽西部某村适用的效果,使得该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与制度之间呈现诸多背离,与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从农村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制度设计,从农村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考虑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民可以用多种方式处分并获取收益的财产;二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使之成为自由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