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

1950-1952年,华东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华东新区土改与北方老区土改相比显示出政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特点。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华东局所采取的土改方针及处理地主阶级和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必须遵循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华东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当时,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新区土改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饶漱石在制定华东新区土改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饶漱石后来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对饶漱石所犯错误的处理是正确的,但饶漱石在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     

从西北土地改革看习仲勋的政策执行思想

在西北地区大规模土地改革过程中,习仲勋深刻领会中央土改政策精神、创造性执行了符合西北地域特点的具体政策,稳妥推进并顺利完成了西北土改任务。习仲勋善于将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严格遵循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的执行路线;高度重视干部教育,领导西北人民实现了西北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西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源头和总根源。当代我国农业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时期,内生性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因。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土地经营细碎化情况严重、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善及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现实困境,而明晰土地产权主体、土地规模化经营、完善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以及规范土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方向。     

土地改革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研究

从工业化初期的英国、法国、前苏联、我国台湾省、印度等(重点是英国)的土地改革对工业化的作用和影响、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不同的土地改革对工业化可能促进也可能促退;成功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是相互依赖的;土地产权是至关重要的;土地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对生产不利;不同的改革方式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是不同的。这些对我国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土改与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川绵阳专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从经济上摧毁了旧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颠覆了我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政治格 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2 年）四川绵阳的史料为基础, 借助政治社会学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我党确立执政地位的历史逻辑。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政治动员,成功地让农民形成了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同 时,“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彻底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乡村的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我党通过 干部整训,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     

“耕者有其田”的台湾版本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要实行"耕田有其田"。然而,国民党却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才开始认真做这件事。台湾土地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前些日子从《书屋》2010年第8期上读到署名王宏任的一篇文章《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殊感大惑不解。     

60年农民生存实录

1982年,陕西农民侯永禄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农民”的称谓会“岌岌可危”。这一年7月19日,侯永禄刚通过几张纸阄子拿到自家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决定立即带着儿子到地里去看看。这种场景容易让人想起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两次变革都开启了农民的黄金时代,侯永禄沉浸其中,享受着好时光的快乐。     

再回首已百年身——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探析

百余年前,孙中山先生为了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曾创造性提出“平均地权”的思想主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最终归于和平法治的规范轨道。进一步追踪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我们发现因为两条不同的土地改革道路,不仅导致两党政权的隆替,更成为今日中国诸多土地问题的肇源。在绝对的土地公有制下,欲解决纷繁复杂的土地问题,科学综合的制度设计,产权明晰、权责明确以及政党政治的开明成熟,皆是在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