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与话语构建:莒南大店“平鹰坟”的故事

近年来,学术界对革命年代中共政治与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有诸多研究缺乏"大局关照",囿于历史细节真假的考辨而对其建立在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之上,缺乏应有的认识与思考,并由此而对其政策特别是策略运用上的合理性进行质疑乃至批评。山东莒南大店平鹰坟故事的发掘、构建及其在全国的传播过程表明,其间虽然在细节上存在许多不真实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却是确凿无疑的,即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没有任何尊严的穷苦生活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应该说,正是这种表述与呈现才唤起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体验与共同行动。这是革命年代中共开展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也是决定其动员策略成败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源头和总根源。当代我国农业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时期,内生性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因。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土地经营细碎化情况严重、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善及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现实困境,而明晰土地产权主体、土地规模化经营、完善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以及规范土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方向。     

浅析家庭承包经营的五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代名词。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核心是农村土地制度。经过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土地经营制度被打破,也就是说,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土地经营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30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变迁,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围绕经营权而展开的。可以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发展、完善是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     

土地改革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研究

从工业化初期的英国、法国、前苏联、我国台湾省、印度等(重点是英国)的土地改革对工业化的作用和影响、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不同的土地改革对工业化可能促进也可能促退;成功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是相互依赖的;土地产权是至关重要的;土地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对生产不利;不同的改革方式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是不同的。这些对我国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土改与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川绵阳专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从经济上摧毁了旧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颠覆了我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政治格 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2 年）四川绵阳的史料为基础, 借助政治社会学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我党确立执政地位的历史逻辑。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政治动员,成功地让农民形成了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同 时,“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彻底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乡村的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我党通过 干部整训,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     

“耕者有其田”的台湾版本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要实行"耕田有其田"。然而,国民党却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才开始认真做这件事。台湾土地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前些日子从《书屋》2010年第8期上读到署名王宏任的一篇文章《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殊感大惑不解。     

60年农民生存实录

1982年,陕西农民侯永禄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农民”的称谓会“岌岌可危”。这一年7月19日,侯永禄刚通过几张纸阄子拿到自家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决定立即带着儿子到地里去看看。这种场景容易让人想起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两次变革都开启了农民的黄金时代,侯永禄沉浸其中,享受着好时光的快乐。     

再回首已百年身——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探析

百余年前,孙中山先生为了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曾创造性提出“平均地权”的思想主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最终归于和平法治的规范轨道。进一步追踪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我们发现因为两条不同的土地改革道路,不仅导致两党政权的隆替,更成为今日中国诸多土地问题的肇源。在绝对的土地公有制下,欲解决纷繁复杂的土地问题,科学综合的制度设计,产权明晰、权责明确以及政党政治的开明成熟,皆是在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