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探索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推行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由于存在产权制度安排、需求与供给不足以及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和租地企业经营困难等方面的问题,这一制度的推行受到一定影响.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在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承包制为永包制、改革普惠制的农业补贴政策和建立土地银行等方面进行制度的再创新.     

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的第三方力量

在农地流转的利益平衡中,农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第三方力量在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农地流转中第三方力量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其对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和维护农民利益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原则,从农地信托、农地交易信息平台、农地流转舆论监督、流转纠纷援助等制度方面探索完善农地流转第三方力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方式。     

小议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

《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了承包土地的义务,却没有对不履行该义务的承包者做出任何的处罚规定。考虑到承包者选择生活方式的需要,土地承包法应该做出相应的微调,具体来说应该让承包户自行寻找受让方,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招租,鼓励旅游、娱乐公司受让农村的闲置土地。     

关于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农村土地被大量占用,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和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及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失地的根本原因,反思了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研究中土地集约概念的梳理,以土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解析为切入点,比较了城市与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别.文章指出,从农业土地集约拓展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造成"集约"这一概念两个不同质的内涵与理解,这有违于科学术语一致性原则.文章对集约目标泛化造成研究中和政策实施上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试验与制度壁垒

本研究以甘肃L自治州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均值比较、回归分析和列联表分析技术,对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问题相关假设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政策方案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农村资本紧缺问题;对少数民族而言,"土地流转"政策受益程度低于汉族;户籍制度也是农村土地资产证券化政策的制度性障碍。基于此,研究认为民族地区自治机关可以尝试制定制度户籍改革的变通办法,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规避法律风险确保土地流转投资人的合法利益,从而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策略性"地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以消除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性阻碍。     

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财税改革路径

随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资金缺口问题日益凸显。保障性住房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应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主体,并应以财政和税收作为筹资的主要工具。而弥补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的主要突破口应在于对现行财税体制的改革。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住房保障的财政补贴模式及相关税收政策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势在必行。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具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