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源、功能与动力——传播心理视角下的明星崇拜现象

明星崇拜是当今媒介化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引人关注.通过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发现社会与个人的心理因素成为明星崇拜的心理根源,从社会娱乐到心理病态,明星崇拜又发挥着重要的心理功能,而媒介竞争心理则是整个明星崇拜现象的推动力.     

论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方法与其中显示的宗教与哲学之相关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是西方理想主义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一元论哲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在其哲学代表著作《伦理学》中,唯一的实体——亦即上帝——处于其哲学体系的顶端位置。而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又提及了神学应当与哲学分离,乃至神学与政治的分离。本文将以梳理《神学政治论》中关于圣经批判方面的章节为主,以图从斯宾诺莎所使用的批判方法中挖据这其中神学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     

专家参与危机管理中的信任失灵与策略转换

公众科学知识素养的缺乏,社会功能的分工及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决定了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突出的专家信任失灵问题。公众对专家知识期望的理想化、专家自身知识的价值偏向、专家参与机制有效性无法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等,从知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构成了信任失灵的根源。构建专家信息库、提高言论被“收买”的风险成本、完善良好的沟通机制是重获专家信任权威的有效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观念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争思格斯以深逮的历史视角、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强烈的现实关切对正义观念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正义是人们对现实分配关系与自身利益关系的道德评判,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符合自身利益关系的分配关系说成是正义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充满着剧烈的变化;正义观念嬗变的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持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正义现;无产阶级的正义现不是追运抽象的、动听的正义口号,而是消灭阶级.这几个方面前后衔接,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基本理论框架.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麦都思与圣经《新遗诏书》译本

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不能看作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简单修订,而应被视为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从核心词汇到翻译理念都截然不同于马礼逊译本。这一译本经郭实腊多次修订、出版,并更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最初几版修订本只是对《新遗诏书》作了细枝末节、可以忽略的修订。1853年,郭实腊的1840年版《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所修订、刊印,书名易为《新遗诏圣书》。麦都思主译的"委办本"《圣经》是优于《新遗诏书》的又一译本,这两种译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     

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

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维方式问题,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不科学的发展观、不公正的伦理观、片面的私德观、缺位的政绩观是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启示——从利益角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发展变迁.以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主线,就会抓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本规律.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利益根源,对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四点规律性启示.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T.S.艾略特早期作品的反犹指涉及其文化根源

T.S.艾略特早期的部分诗歌和散文及信件中都有反犹指涉.其反犹倾向表现为他一方面对犹太人控制社会经济命脉的憎恨和忧虑,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描绘为低劣龌龊的一族.究其根源,其反犹倾向即便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也是其成长于其中的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反犹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