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有《水浒传》的“灵韵”:赵焕亭小说母题探析

1920年代,伴随着“水浒续书热”,河北旗人作家赵焕亭“重更名”式的仿拟、补白,丰富并强化了水浒精神的民间性和时代色彩。如仿拟酒店内解救灾民,被解救者比之《水浒传》更加危苦,或有时解救是误会;仿拟生辰纲被劫,更因有旧怨与用人方针等问题;仿拟武松打虎,却纠正了《水浒传》失真之误;仿拟劫法场而突出卖解女,成功后男女两个获救者都发生了巨大心理变化等。在分有《水浒传》原创“灵韵”的同时,更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尊重接受主体对故事可信度的知情权、女性男性化的性别错位等。赵焕亭为此提供了早已被无数读者熟悉的先验参照,从借助仿拟故事母题契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心理暗示与联类取向,使报载小说得以连载扩散。其故事构思、审美营销的成功经验值得探讨。     

运河语境中的乾隆下江南传说研究

广为流传的乾隆下江南传说,是对1751年到1784年乾隆6次南巡这一历史事件的戏说。文章借鉴类型分析、传说圈分析等方法,对100篇流传较广的乾隆下江南传说进行了分析,发现：乾隆下江南传说以“解难题”为核心母题,可分为“乾隆吃瘪”“乾隆获救”“乾隆赏赐”三大类型,它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流传区域,连接起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叙事资源,运用了大量民俗文化形式;以文化自信为传承动力,展现出运河流域繁盛时期民间文化的自信面貌。     

古代通俗小说“比武斗智”母题的跨文化溯源

比武斗智母题,早已在先秦兵家和刺客那里实践了,但真正的文学化描写,表现在其内在逻辑竟然推延到动物和昆虫争斗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上。这一中西方文学普遍关注的母题,展示了人们体力竞争中对于智慧的推重,又几乎无一例外地设定为弱者处于劣势,但以智谋突如其来地转败为胜。起初表面上的态势,与最后的胜负及深在的必然逻辑,呈现出鲜明的悖左结构,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故事中特定角色虽不断变化,结构和意蕴却始终稳定地存在。母题源自中古佛经故事,其寓言性使“比武斗智”的哲理意义充分地定位和放大。主题学认为,许多在文学主题史前期寓意多元、核心并不明朗的故事,可以从流脉余波中,发现其当初预伏的特定冲击力。明清通俗小说及传闻中众多“比武斗智”故事,其实并不应只被看作早期史传故事的余波,更是流脉中间某一段落影响所至。佛经故事之于比武斗智母题即如此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解读龙母故事的断尾母题

在中国古代的龙母故事中 ,普遍存在着一个断尾化龙的情节 ,断尾———化龙形成一种固定的联结关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 ,表现出明显的母题性质。从深层意蕴来看 ,动物化龙象征着对生命凡俗性、有限性的升华与超越 ,而断尾母题则是生命“过渡仪式”的符号表征 ,隐喻着人只有通过某种仪式才能完成角色转变、人格转变、精神转变 ,使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其生成依据则是蝌蚪成蛙这一自然界少有的以脱尾为表征的生物变态现象     

道教幻术母题与唐代小说

唐代小说幻术母题有丰富的表现 ,显示了道教法术的影响。其来自唐代社会自由的文化氛围 ,来自前代的道教与佛教故事传说 ,也有唐代小说家的创造发展 ,对于后世小说创作 ,产生了多种影响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俄狄浦斯母题的现代嬗变

《俄狄浦斯王》、《儿子与情人》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三部作品是＂俄狄浦斯母题＂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典型范式的演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从人的成长角度对俄狄浦斯故事及其现代嬗变进行探索,思考人类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对父辈和母辈的超越之中,杀父、娶母、流亡就是文学作品表现人成长所经历的三次蜕皮式质的飞跃,＂俄狄浦斯母题＂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成长和发展的瓶颈。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