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企业在华涉税审计要点分析

近年来大批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利用互联网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手段转移利润,这已严重侵蚀了我国税收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本文主要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机构“避税”的主要方式,并提出相应的审计要点。     

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本文基于"乡土记忆—社区营造"的研究框架,以湖北巴东堂戏保护为例,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困境和保护机制的创新,认为应通过乡土社区营造,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并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地域空间,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变"碎片化的补救保护"为"区域整体保护"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承"。     

卢卡奇与他的中国印象

卢卡奇的中国印象,零星辐射中国的政治、革命、戏剧、舞蹈艺术、天文学等诸多方面。文化发展层面上,其对中国的印象明显带有落后与禁欲主义的符号印记,社会变革层面上,又流露出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向往之情。出于解决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需要,卢卡奇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往往局限于其革命理想产生的驱动力,其印象中的中国文化,更多的归属甚至等同于对东方的整体想象。其对与中国相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中,则明显存在欧洲优于亚洲、西方优于东方的认知倾向。     

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

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的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草原民族姓氏命名文化研究

姓氏是人类在实践和认知中分类的分类系统,是一种分类的文化载体。姓氏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属性。生产生活需要分类,交流思想需要分类,互通感情也需要分类,因此,姓氏具有丰富的社会底蕴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命名活动不是纯主观的活动,也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是＂地天通＂的活动,要同时涉及形物、心智和交流这三个要素,要涉及语言材料、语义系统和命名过程这三个方面。姓名是一种记忆形式,是一座博物馆。     

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克烈部分支阿巴克克烈部落为例

基于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共同祖先观念是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象征着族群社会结构的永久连续性。通过共同祖先意识把民族不同支派成员连接在一起,促使成员对本民族产生归属感和凝聚感,并借此不断强化民族认同,使其社会得以延续。本文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阿巴克克烈部落成员的集体记忆为例,结合相关文史资料,从共同祖先追溯、氏族部落社会组织传承记忆等视角探讨了哈萨克族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延续与民族认同之关系。     

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路径之选择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路径依赖惯性的影响,在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制度目标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实定法还是实践,主要践行的都是单一的"命令—服从"式的公法模式,掩蔽和淡化了地方政府、农地权利人、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实践中,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诸多主体,绕开和规避农用地开发许可权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频繁而又普遍,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宣示了这一权力的运行步入了失灵的困境。为此,立足于当下的客观实际,面向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来改革我国现行农用地开发许可权,以积极回应多元化主体的利益诉求,从而突破这一权力运行之困境,已成学理之共识。基于当下诸多土地改革试点方案之观察,可以得出: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在具体的路径层面,存在初级形态下的"土地换保障"模式、中级形态下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和高级形态下的"地票"交易模式。这三种模式利弊共存,但立足于现有制度资源的约束条件、遵循三种模式内在的变迁规律、对不同模式社会效果之比较以及综合考量其成本和效益等因素,"地票"交易模式应是实现我国农用地开发许可权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最优化路径,或者说是"最不坏"的选择。现行法应借由相应的法技术对其做出积极的回应,以实现其在实定法上的"落地生根"目标。